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 襞积①于中, 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 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所惜笔路荒芜,词源浅狭,无嵬目鸿耳②之论以发扬之耳。既成, 又自以为涉及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③, 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 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 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④,《书》载“雉雊于鼎”⑤, 《国风》取淫奔之诗⑥, 《春秋》纪乱贼之事⑦,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 虽于世教民彝⑧, 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客以余言有理, 故书之卷首。
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
(周夷校注本《剪灯新话》,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注释 ①襞(bi)积——原指衣服上的褶子。此处有折叠积藏之义。②嵬目鸿耳——开拓耳目。③书笥——书箱。④“《易》言”句——《易》,儒家经典之一。《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⑤“《书》载”句——《书》, 《书经》, 儒家经典之一。《尚书·高宗肜日》:“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 ⑥《国风》取淫奔之诗——《国风》, 《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为来自民间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歌咏男女相恋相爱的诗篇,曾被指责为“淫奔之诗”。⑦《春秋》纪乱贼之事——《春秋》,编年体史书,传说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编订而成,其中记有春秋时代周与诸侯国的篡弑杀伐以及起义造反等事,故云“纪乱贼之事”。⑧民彝——彝,常理,一定的准则。民彝,人民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
赏析 中国古代的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视为艺术之末流。文学史上的复古派和正统派往往重视诗文而轻视稗官小说。在他们看来,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创作恪守的法则,《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才是正统诗文的典范,而深受广大下层人民欢迎的小说、传奇,则往往被他们斥为诲淫、诲盗之作。瞿佑的这篇《〈剪灯新话〉序》反正统文学观之道而行之,阐述了此书的创作过程与创作目的,说明了小说社会作用,可以说是一篇为传奇小说张目的文章。
《剪灯新话》是一部传奇小说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作者在生活中独具慧眼搜集来的,好多是“好事者以近事相闻”,说明作者与创作《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样,十分注意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取题材,学习技巧。书中的作品形式上摹仿唐人传奇,情节新奇,辞藻绮丽。因为书中所写的尽是“古今怪奇之事”,特别是“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的故事,所以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作者在编写过程中,以“可喜可悲、可惊可怪”作为标准,因为惟其如此,才能赢得更多的读者,使人读了“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能激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情感。
如何评价书中的这些传奇故事?作者称: “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所以“不欲传出”。实际上,作者是决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从作者为自己的传奇作品所作的辩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作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劝善惩恶,哀穷悼屈”。这一点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关于小说社会作用的论述。如果说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慷慨奔放的情感表现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要求,那么不废郑、卫的《诗经》、记述乱贼之事的《春秋》等等都该一概剿灭了。所以作者认为, 自己的传奇故事与《诗》、《书》、《易》、《春秋》一样,都有益于“世教民彝”。看一部作品,不仅要看它写了什么,关键还要看它怎样写。正如汤显祖在《艳异编序》中所说: “得其说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因此,对于小说、传奇,应该看到它有利于教化这一方面,应采取正确态度来对待作者及其作品。
瞿佑在序文中采取了将经典著作与小说作比较的论证方法,实际上是在宣称小说与经典著作一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二百五十年后,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也强调小说的教育意义远在四书、五经之上,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在礼法森严、儒家经典至上的封建社会里,瞿佑和冯梦龙的这种观点的提出是惊人的,在文学理论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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