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脱险归来, 在桂林住了8个月,勉强也写了些杂文, 以应朋友之需索,前后不过写了五六篇,但因分登各刊物,便见得到处都有我的杂文,好像数目不少,遂有柔草社以结集为请。既确知篇数尚不多, 则又请从旧作选取若干,杂凑而成一册。理由是:这些旧作,内地亦不可得, 故冷饭再炒,正合需要云云。
然而作者的我听了这话, 不禁毛骨悚然。5年来奔波西北与西南,眼界是放宽了些了,但书卷是抛荒了,居迪化一年,仅读新书七八种,旅寓香港9个月,每晚读书二小时,亦仅读书10余种,这些书大半是历史和哲学,现在一本也不存了。5年之中,平均4个月读一本书, 学殖之荒芜, 即此可见。照这样子, 又如何写得出像样的杂文来?所以听说旧作也还可以再印的时候,我实在并无一点喜悦,倒是午夜自讼, 常常弄成失眠的。
但终于答应了柔草社的请求了。重翻旧作, 择其近于所谓“散文”而尚不十分恶俗者凡若干篇, 又加进了未收集的两篇,近年来所写的若干篇中又采取了三篇,共18篇,都为一集。题名为《白杨礼赞》, 则因例须择一篇为书名,而同时亦以自志5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罢了。
1942年11月12日于桂林。是日敌机先后4批来袭, 据闻共百余架, 我无损失。
(《白杨礼赞》, 柔草社1943年2月版)
赏析 《白杨礼赞》是茅盾应桂林柔草社之请而编选的一本散文集,依文
体和写作年代,分为4辑,计18篇。第一、二辑为抒情散文,其中第二辑为20年代末流亡日本时所作。第三辑杂文7篇;第四辑速写3篇。为该集出版而写的这篇“序”,首先道出了对文学事业的严肃真诚,选文的严格审慎。茅盾散文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至编辑本书的1942年已近20年,所得近百篇,举凡散文的主要文体样式,随笔、速写、小品、杂文、报告文学……各体皆备,卓然有成。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迅捷,气势的健举,观察的周到,分析的透辟,是罕有其匹的,这在30年代即有定评。郁达夫编“新文学大系”、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都有精到中肯的评析。抗战爆发后,虽颠沛流离,仍创作不辍,且思想艺术上都有新拓展,至今为人所乐道的《风景谈》、《白杨礼赞》即写于抗战中。但茅盾对创作向持审慎态度,他曾坦然自陈: “我所能自信的, 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我的回顾》)此次编集《白杨礼赞》, 自云“择其近于所谓‘散文’而尚不十分恶俗者”,结果所取不过十之一二,茅盾深恐有负读者,有负社会的拳拳之心,即此可见一斑。
于“序”中,我们还可见抗战期间,国家危难,生民维艰,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同样处于艰难窘迫之中。1937年上海失守至编选本集的1942年11月5年间,茅盾生活极不安定。先是离开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上海,西去武汉,旋即南下广州、香港,又远赴新疆,几遭军阀盛世才的毒手。虎口脱险后,延安小住半年,又应周恩来之请,到达陪都重庆,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再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桂林。作者不无感慨地说: “5年来奔波西北与西南,眼界是放宽了些,但书卷是抛荒了”,这该是实情。其中有得有失。所谓“得”者,亦如作者所说,眼界的拓宽、阅历的丰富,特别是对延安军民紧张的战斗、生产、学习生活,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和感受,与他所熟知的国统区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茅盾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新的认识,精神得到振奋,其文章风格更形劲朗、明快,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学殖之荒芜”所造成的艺术情趣上的某些不足, 自然,这还不是茅盾所期望的生活、读书俱进的理想目标。
茅盾将该集题名《白杨礼赞》,一方面《白杨礼赞》确实代表了茅盾后期散文所达到的新的思想艺术境界,善用象征、高标理想,文章细腻绵密而又简劲宏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茅盾对那段延安生活的无限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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