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事笔墨生涯的, 东涂西抹,经过半个多世纪,从质的方面来讲, 自己也不够惬意,从量的方面来讲,却具有相当的数字。这样晨钞暝写,养成了一种习惯,似乎一天不动笔,就是虚掷了一天的时光,认为是很可惜的。实则无关宏旨的作品,等于制造废纸, 一点没有价值,真有如韩昌黎所说的“可怜无益费精神”罢了。无奈积习难改, 易于明知故犯, 照样写着写着再写着,直到“四凶”横行,钳口结舌,特别是形诸笔墨的文字,更易贾祸遭殃, 在这窒息的空气下,便被迫停下笔来。笔虽停了,但人是有头脑的, 头脑的思绪, 还是乙乙的抽动着;人是有耳目的,耳司听, 目司视,接触事事物物,也没有隔绝, 还是起着器官作用。这时我转变了一个念头, 觉得凡想到的及看到听到的, 倘不及时把它记下来, 事过境迁, 就会忘得无影无踪, 不可捉摸,也是很可惜的。自己下了决心, 备个本子,每天不厌烦琐地把它记着, 好在既不成文, 又不问世, 料想如此不致被“四凶”所罗织, 无罪一身轻,姑且留着这些片段东西, 以供它日的回忆稽考吧!从此日积月累, 先后所记, 约有一二万条, 然偶一翻检, 总感到这些片段东西,难以分门别类, 简直是精神上的一篇流水账。流水账当然不能算为作品,可是我又舍不得一股拢儿把它付诸字簏,这样搁置了若干年, 没有办法处理。幸而在党的领导下,粉碎“四凶”拨乱反正, 文艺园地, 顿时万紫千红, 百花齐放, 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连垂暮之年的我,也兴致勃发,把这搁置若干年的片段东西,敝帚自珍起来,花了些工夫,重新整理一过。凡是其中带有些史料性、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线索性的, 编成小小的册子, 综其内容,什之七八属于文艺方面, 因名之为“艺林散叶”。记得唐人有这样一句诗:“落叶添薪仰古槐”,槐叶可充薪材,那么“艺林散叶”,或许比槐叶更有些用处吧!
(《艺林散叶》,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
赏析 《艺林散叶》是中华书局1982年为郑逸梅先生出版的一本掌故杂谈集。郑逸梅先生一生热心文化掌故,他出版的著作几乎全部是历史掌故杂集、杂谈。他长期在文艺圈、文化圈里活动,接触的人真多。加上他是个耳聪目明的有心人,并未将道听途说的谈资任其随风而逝,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晨钞暝写,多年不辍,积累的资料、短文已经相当可观。这些短文除了不断地发表于《民权报》、《民素报》等报刊,余下的部分更多,便出版了专集。他自嘲这种做法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 “似乎一天不动笔,就是虚掷了一天的时光,认为是很可惜的。实则无关宏旨的作品,等于制造废纸,一点没有价值,真有如韩昌黎所说的‘可怜无益费精神’罢了。”这其实是极好的文人习惯。勤于动笔,不仅可以增进脑手的灵活性,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文化史、文学史积累若干珍闻轶资,绝不是无用,也不是毫无意义的闲情。小而言之,可以供自己或他人“回忆稽考”,大而言之,可以为中国文化发展尽力,为研究者所共享。也许今天对这些史料的珍视还未提到日程上来,熟悉中国古代笔记《世说新语》、《幽梦影》等书的读者就会有切身的体会。古人将这些东西比之于木屑竹头,郑逸梅先生又比之于古槐落叶。这都表明了比喻的双重意义。一重表明材料的不免琐屑,一重也表明了不论木屑竹头,还是古槐落叶,都是有用之物。独立地看,落叶无用,可是,通过落叶也是可以认识树林的;它是组成树林的有机部分,是不应该加以轻视的。
这篇序文中作者为自己说了很多的自嘲话,但是,最后还是老实、诚恳地讲了他的书具有的五大特点:一、“史料性”:他以亲历目见的资格收集了一大批史料,弥足珍贵;二、“知识性”:他的书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文学的,绘画的,戏剧的,书法的,其他艺术的;有的涉及政治事件,有的无非人情故事,甚至是点滴的轶事笑料,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三、“欣赏性”:他的文章有的写得很别致,不仅内容可供欣赏,文字、语言也颇有艺术价值;四、“趣味性”:随意而谈,不拘一格,好像同读者促膝谈天,围炉夜话;五、“线索性”:从书中提供的许多资料线索可以得到启发,说不定你可以从而引发出一篇很有价值的鸿篇巨制。这些特点是很坦率的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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