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册子里所收7个短篇,算是1932年的“成绩”,及格不及格当然由读者先生们来评定。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对于几位朋友的谢意。
如《蜜蜂》的写成,得谢谢那些小朋友,不和他们混得很熟,我写不出这篇东西。《仇恨》曾易稿一次, 第一次写成的更不成话, 由一个“我的朋友”指出了许多坏处, 重写一遍的。
有许多朋友则和我随便谈,和我批评,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有一个朋友是法朗士式的批评, 那可叫我无法学乖。还有一种批评方式我也不能服从:像那个“我的朋友”某先生(他没胡适博士那么有名,甚而至于从没写过半页文章, 只是嘴里那么随便谈谈而已),他只是说某篇“行”, 某篇“不行”, 并不说什么理由。他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式, 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这个圈子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拿这圈子套?为什么套不合式?没有说明。这一种廉价的演绎法使你摸不着头脑, 因此你也无从信服。幸而这位“我的朋友”不是批评家。
此外, 则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我自己的那些短处,缺点,使我能注意到这些而想竭力避免它。
还有,常常有些朋友对我所写的东西各有各的看法,都和我的原意是两回事, 甚或相反。
因此也有些读者先生在骂我。这当然是我的错:那些还没矫正过来的缺点使我的笔把原意滑走了样子。这小册子里所收的几篇也如此。假如我在这里把每篇都解释一下如何?那是可笑的:读者先生们当然只凭你已写出的东西去看。道出了你的原意就能挽回你的失败不成?
那么我在这里留下一个空白来,让读者先生们和“我的朋友”们去填罢。
1933年2月。
(选自 《现代出版界》,1933年5月1日第12期)
赏析 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救救孩子”,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开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坚持为孩子们写书、进行创作的作家寥若晨星,而张天翼是其中灿烂的一颗。从1932年起,他开始精心地为孩子们创作,写出了《奇遇》、《蜜蜂》、《大林和小林》等。解放后, 《罗文应的故事》曾获1953年全国儿童文学艺术一等奖。
《蜜蜂》自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蜜蜂》的完成,与作家和小朋友的密切交往有着直接关系;二是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张天翼在《从人物出发及其他》一文中曾说过:“不要以为写大人才需要生活,写儿童文学就可以不必了,其实同样需要深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去。”这是作家的经验之谈,所以他说“不和他们混得很熟,我写不出这篇东西”。张天翼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少年儿童们的由衷喜爱,恐怕正是由于作家写出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和他们的生活贴近。正当文坛被普遍流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小说所充斥时,张天翼儿童文学的创作的出现,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很快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孩子们马上发现了这一片纯洁而鲜亮的天空。张天翼在儿童精神食粮的贡献方面甚于他整个著作的价值。他在充满着“新四书五经”的儿童读物中,陆续地写出了不少健康向上的童话。
再就是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搞文艺鉴赏仅凭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像序言中“我的朋友”那样,不能说出什么理由,便拿圈子去限定某篇文章“行”还是“不行”, 自然叫人无法信服。或者针对作品的文字,或者题材,或者是结构特点等,有理有据地说出个所以然来,才能让作者本人同意,帮助作者进步。张天翼进行文学创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即使别人的意见他一时还难以接受,可他还把读者不欢迎的地方统统称为自己的“短处、缺点”,并想竭力避免它。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如此,文学形象的多义性,不同的读者自然各有各的看法。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一回事,别人如何理解又当别论。张天翼却说“这当然是我的错”,这实在是对自己的苛责。现实人生是发展的,读者的认识和欲望也在变化着并和人生一起前进着的。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也是在时时发展的。读者常常是向他们喜爱、关注的作家提出新的要求,有着关切的批评。因此,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件乐事,值得高兴。
《 <蜜蜂>自题》作为一篇序言,写得可谓别具一格。作者抛开有关作品内容的介绍,也不叙述写作的缘由和感慨,而是从“谢意”上起笔,围绕着创作和批评做起了文章。难怪有人称张天翼为“文字的漫画家”,你看他写“我的朋友”某先生, 几笔勾画,一个活灵活现的评论家跃然纸上,生动而传神。而朴实的文风又正如作家那朴实、平易的人格,读起来使人感到非常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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