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原文|翻译|赏析

在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尚昆、一波同志都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现行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 少数写到1956年， 个别写到改革开放)。在这之前， 在1988年8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 领导小组的同志也曾提出这个任务; 当时还考虑最好能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 以便于广大干部、党员阅读。

恰好， 建党70周年的日子临近了，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5月就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工作， 到去年年底， 已写出全部初稿。今年1月， 在胡绳同志主持下， 约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同志，6月又约请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 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一起，进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初稿提供资料，设计轮廓，功不可没;但是改定稿的整个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经过先后参加编写的十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今年8月完稿;完稿原定的时间推迟了，是为了遵守质量第一的原则的缘故。

我接到这个书稿，很是高兴， 觉得它虽然没有能赶在今年7月以前出版， 仍然没有失去纪念的意义， 而且它的作用本不限于节日的纪念。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当然， 中等篇幅的党史并不能代替更详细的党史(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已成上卷)，但是我相信， 它的内容也会给尚在编写中的更详细的党史许多帮助。

胡绳同志告诉我，如果因为时间太紧， 不能看全部书稿，希望我务必把本书的第7、8、9三章和结束语看一下。我照办了。这三章确是比较难写好的部分。八大以后的10年曲折很多; “文革”10年是悲惨的10年，但这时期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10年中，却又出现了两任总书记的严重错误。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 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我读了这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 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 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 夹叙夹议，有质有文， 陈言大去， 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 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70年历史如此丰富， 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 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 考虑间有未周， 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 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论如何， 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 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

说是初创，也许不完全对。写这部书， 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非白手起家。中央作了两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大的是非有了准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文集先后出版， 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多年来许多老同志写了各种形式的回忆录，记载了历史上的许多细节;历史工作者编写了多种党史、军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等;又有国家保存的大量档案，可资查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仍然不妨说本书是初创。真正的史书不是抄抄剪剪就可以“撰”成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 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批准本书出版时，希望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再版时修订得更加完善。我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热切地希望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使本书再版时能得到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补)， 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九十年代作为一部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 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

1991年8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

赏析 胡乔木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当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即将出版的时候，便请胡乔木同志审读了初稿。此时乔木已经重病在身， 医生嘱他静养。但是他以一个革命家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审读了全书，并对这本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批准该书出版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上，他说：“我现在虽然写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 (《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他称赞这本书“可读、可信、可取”，“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这不仅是对这本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也是对史学著作写作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的史学著作，真正做到“可读、可信、可取”这三要素是并不多的。

乔木不仅要求书的内容要实事求是，作为序跋文，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做到了既对得起作者，也对得起读者。因此，他对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实告诉读者。“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这里用语十分精当、恰切，显示出乔木文字功底的深厚。这篇序文曾得到钱钟书先生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