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天子临御天下,欲使斯民生业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诏立大司农司①不治他事, 而专以劝课②农桑为务, 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司农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 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术, 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③,纂成一书, 目曰《农桑辑要》凡七卷,镂为版本,进呈毕,将以颁布天下,属予题其卷首。予尝读幽诗④,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兴王之业者, 皆由稼穑⑤艰难, 积累以致之。读孟子书, 见其论说王道⑥,丁宁反覆, 皆不出乎夫耕妇弄,五鸡二彘⑦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⑧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⑨于此者矣。然则是书之出,其利益天下, 岂可一二言之哉!施于家则陶朱猗顿之宝术也⑩,用于国则周成康、汉文景之令轨也(11), 又何待夫序引赞扬而后知其可重哉!
至元癸酉岁(12)季秋中旬日翰林学士王磐题。
(“四部备要” 本 《农桑辑要》 卷首)
注释 ①大司农司——大司农官署。大司农,或称务农司或司农寺,掌农桑、水利、学校、救荒等事。②劝课——鼓励督促。③摭其切要——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摭(zhi),拾取,摘取。④豳诗——此指《诗经·国风·豳风》,其中的《七月》描述了西周初年田夫一年到头的生产和生活情况。⑤稼穑——耕种收获,泛指从事农业劳动。⑥王道——与“霸道”相对而言,二者是古代帝王统治人民互相补充的两种手段。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称为“王道”。⑦五鸡二彘——泛指家庭副业,如养鸡喂猪之类。彘(zhi),《方言》第八:“猪,关东西或谓之彘。” ⑧跻(ji)——登、升。⑨权舆——草木萌芽状态。引申为起始、初时。⑩“施于家”句——施, 用。陶朱,即陶朱公,春秋时越国范蠡的别称。蠡既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远去,居于陶,称朱公, 以经商致富。猗顿,战国时大商人,以经营河东盐池致富。或谓经营珠宝,以能识别宝玉著称。或说陶朱公教以畜牧,到猗化(今山西临猗南)大畜牛羊,十年成为巨富。《韩非子·解老》:“夫弃道理而忘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 (11)“用于国”句——周成康,即成康之治。西周初年,周公建立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又主张“明德慎罚”。成王、康王相继推行,天下安宁。汉文景,即文景之治。西汉文、景二帝在汉初社会经济衰敝的情况下,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⑿至元癸酉岁——既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 岁在癸酉。
赏析 《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农书。此前,唐代有《北人本业》,北宋有《真宗授时要录》,可惜均已失传。《农桑辑要》,一向题作“元司农司撰”,未署撰写人姓名。《元史》、《农政全书》、《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或谓孟祺著,或谓畅师文著,或谓苗好谦编撰。综合各书记载,可能先由孟祺负责主编,至元十年(1273)编成后,又先后经畅师文、苗好谦修订补充过。全书七卷,列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目,总计六万字左右。以耕植、栽培为主,兼及禽、畜、蜂、鱼饲养。主要辑录元以前历代农书原文,间有编撰者的论述。据王磐序文署年“至元癸酉”,大约在这一年“镂为版本”, “颁布天下”,令行中书省“劝农官”执行推广。因为是在灭南宋前为指导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而编撰,所以内容不包括江南的水田生产技术。
编撰《农桑辑要》的起因、动机,据序文云:“圣天子临御天下,欲使斯民生息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而且“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这似乎有给“圣天子”脸上贴金的嫌疑,但据史料证明:元初确有几位皇帝是比较重视“劝农”的,如世祖忽必烈继位第二年就设立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而且也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皇帝重视“劝课农桑”, “司农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缫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编撰成《农桑辑要》一书。
《农桑辑要》在思想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大体上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蓝本,以谷物生产为纲,兼及各种小型副业,鲜明地表现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点。鉴于北魏以来七百年间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当时社会的要求, 又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例如对引入中原不久的芋麻、木棉、西瓜、胡萝卜、茼蒿、人苋、莙达、甘蔗、养蜂等40多个项目,都注明“新添”, 一一介绍了它们的种植、饲养技艺, 尤其漆和栀子,第一次在农书上予以记载;对蚕桑非常重视,栽桑、养蚕两项各占一卷,约为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书名以“农桑”并列,说明当时社会对蚕丝的需要;食品的制作和烹调, 只保存了《齐民要术》“瓜菜”篇末所附“豆豉”、“麸豉”和“药草”、“甘蔗”条所附“(蔗糖)煎熬法”,而将近乎豪华奢侈的“食单”、“菜谱”全部删弃,使之更切合农家的副业经营。这样,就使得《农桑辑要》成为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农书。在行文中,对于《齐民要术》过于繁琐的名物考证和虚浮华丽的辞藻也几乎全部删除,节省了篇幅,增补了项目,扩充了内容。可见,王磐说《农桑辑要》在编辑过程中“删其繁重,摭其切要”,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给它以“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中最为善本”的评语。
王磐在序文中引述《诗经》、《孟子》,阐明稼穑的艰难和劝农致富的重要,是对《农桑辑要》“典训”卷阐述的农本思想的强调。他说:“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在农业社会, “农桑之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奠定雄厚的物质文明基础,才能建立起相应的精神文明,即“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济斯民于仁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磐认为, 《农桑辑要》的编辑、颁布, “施于家则陶朱猗顿之宝术也,用于国则周成康、汉文景之令轨也”。
这篇序文简明扼要,朴实无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编撰、颁行《农桑辑要》的目的、经过及其社会价值。他所宣扬的农业思想,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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