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养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②汉唐而过之远矣。盛时忠贤杂遝③,人有余力。及天命已去, 人心已离, 有挺然独出于百万亿生民之上,而欲举其已坠,续其已绝,使一时天下之人, 后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义之不可废,人心天理之未尝泯, 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哉!
丞相文公, 少年趠厉④, 有经济⑤之志; 中为贾沮⑥, 徊翔外僚⑦。其以兵入援也⑧, 大事去矣;其付以钧轴⑨也,降表具矣; 其往而议和也, 冀万一有济⑩耳。平生定力(11), 万变不渝。”父母有疾,虽不可为, 无不用药之理。”公之语, 公之心也。是以当死不死, 可为即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为矣, 则惟有死尔。可死矣, 而又不死, 非有他也。等一死尔,昔则在己,今则在天(12),一旦就义,视如归焉。光明俊伟,俯视一世,顾肤敏(13)裸将之士不知为何物也。推此志也, 虽与嵩、华(14)争高可也。宋之亡,守节不屈者有之, 而未有有为若公者, 事固不可以成败论也。然则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者,公一人尔。
孙富为湖广省检校官(15),始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卢陵刘岳申(16)所为传,将刻之梓(17),俾(18)有壬序之。有壬早读《吟啸集》、《指南录》(19),见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师,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讶其传之未见于世也。伏读感慨,惜京师故老之不及见也。公之事业在天地间,炳中日星, 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 则有待于是焉。若富也, 可谓能后者已。
元统改元(20)十二月朔,参议中书省相台许有壬序。
(“四库全书”本《圭塘小稿》)
注释 ①《文丞相传》——元朝刘岳申根据文天祥的遗著和自己的见闻所作的传记,详细记载了文天祥的一生,较《宋史》的《文天祥传》更为翔实。②轶——超越、超过。③杂遝——杂多、纷乱。④趠厉——精神振奋,议论纵横。趠,同“踔”。⑤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⑥中为贾沮——中途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 南宋末权臣,曾专权多年,把持朝政。沮,阻止。⑦徊翔外僚——指文天祥因迕贾似道被贬斥外放。⑧其以兵入援也——指德祐元年(1275),元兵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⑨钧轴——国家政务重任。这里指文天祥于1276年出任右丞相。⑩济——成功。(11)平生定力——指文丞相以身报国之志。(12)昔则在己,今则在天——意指文天祥被拘大都之后,命握敌手,欲死不得。(13)肤敏——聪敏。《诗·大雅·文王》:“殷士肤敏。”毛传: “肤,美;敏,疾也。” (14)嵩、华——嵩, 嵩山,在河南登封县。华,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15)检校官——官名, 负责查核、察看。(16)提举——官名,宋代以后设立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以提举命名。刘岳申——字高仲,吉安人,生卒年不详,约元武宗至大前后在世。以吴澄荐,召为辽阳儒学副提举。著有《申齐集》。(17)梓——印刷。(18)俾——使。(19)《吟啸集》、《指南录》——均为文天祥的诗集。诗作多洋溢着爱国激情。(20)元统改元——元统,元顺帝年号(1333—1335)。改元,君主、王朝改换年号,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为元年。元统改元,即元统元年。
赏析 华夏自古多义士,而在改朝易代、民族危亡之际则尤甚。爱国英雄文天祥以其矢志不渝的报国壮举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书写了有宋一代三百年间最辉煌的历史篇章。他的业绩,彪炳千古;他的精神,光照日月。故传其人,录其事,表彰其精神,以激励后人。元人刘岳申据文山遗著及其见闻所作的《文丞相传》,详细记录了文丞相的生平事迹,叙写了其傲然不屈的生命历程,其丰富翔实, 为其他有关文天祥的传记不及。丞相之孙文富得此传,欲以刻印,请作者为序,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撰成此文。
该序以论述文天祥的业绩为主,极力称扬文丞相为人之“光明俊伟”,磊落一世,在主人公的可传之点上养气蓄势。环境愈是艰险,愈见人物不凡,作传传世愈显其价值。作者遵循此旨,精心结构,刻意为文,或叙事,或议论,围绕着“可为”与“不可为”、“生”与“死”的矛盾对壮士之抉择予以剖析,纵横捭阖,回环转折,阐明丞相平生心志与作者的深情敬仰之意,读来颇感气势雄浑。其间情之切,理之足,力透纸背。
为人作序,作者并不从受请说起,而是远宕一笔,大谈宋代养士之盛,养士之功。养士, 旨在倡名教,树楷模,传百世。对养士初衷的概括,乍看似嫌遥远,与传难相契合,实则是作者有意将距离拉开,预设了一个评人品事的标准、尺度,为下文颂扬文天祥的功业张本。接着,序文夹叙夹议,盛赞文丞相为人之忠义贞节。文公少有“经济之志”,虽历经磨难,出生入死,却“万变不渝”。在南宋大势已去时,率兵弛援;在降表已具时, 出任丞相;在兵临都城时,往而议和。作者在此援引了文丞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几次壮举, 以史实证明其欲力挽狂澜的经世报国之志。然仅此几例尚不足以展示文丞相的真精神。于是,作者纵笔开掘,引其言,推其心,将人物置于生与死的抉择困境中以窥其真面目。国之存时,其“当死不死”, “可为即为”,苟活于百般“可死”之后,是为“将以有为”;而当君死国亡之际, “真不可为”之时, 则视死如归,舍生取义。作者在最普通而又最本质的生与死、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反复论证,择取最易展现人生气节的生死问题来将文丞相竭力而为、知其必死而不畏死的英雄气概阐发无遗。经过上述的层层论证,承前文之铺垫,得出结论:在“天命已去, 人心已离”之时、做到“挺然独出于百万亿生民之上,而欲举其已坠、续其已绝”。可见,合于宋养士之功的,三百年间惟有文天祥一人,作者于此为文丞相定了格。
作者颂扬文天祥的功绩,不为空言,处处以事理为据。叙事,抓住要旨;论理,则由事而发,推其志,示其心。序文或论断,或辨析, 曲折为文, 回肠荡气,笔端蕴含着丰富的感情,令人感到深同此理。序文之末转至本题,说明了传之由来及为文丞相作传传世的意义,补上了为文作序不可短缺的一笔。许氏感其行,崇其人,早惋叹其传不见于世。今之将传,感慨系之,故深情为文,慰文公,励后人。
此为传序,但作者不涉传之优劣,不评其文野,却畅言文公之精神、行止瑰伟磊落,卓然一世,行文中寓含着对作传、刻传之举的肯定。序文虽短,却雄浑隽永,撼人心魄。其句式安排上的骈散相兼,长短错杂,均因情而用,与论理相谐,陡增序文夺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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