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生民,倥侗颛蒙①,恣乎情性②,聪明不开③,训诸理,撰《学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终后诞章④乖离,诸子图徽⑤,撰《吾子》。
事有本真,陈施于意⑥,动不克咸⑦,本诸身,撰《修身》。
芒芒天道,昔在圣考⑧,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
神心忽恍,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义、礼,撰《问神》。
明哲煌煌,旁烛无疆⑨,逊于不虞⑩,以保天命,撰《问明》。
假言周于天地(11),赞(12)于神明,幽弘横广(13),绝于迩言,撰《寡见》。
圣人聪明渊懿(14),继天测灵,冠乎群伦,经诸范,撰《五百》。
立政鼓众(15),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16)民情,撰《先知》。
仲尼以来, 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一概诸圣,撰《重黎》、《渊骞》。
君子纯终领闻(17),蠢迪检柙(18),旁开圣则(19),撰《君子》。
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20),宁神莫大于四表(21)之观心,撰《孝至》。
(“诸子集成”本《法言》,中华书局1958年版)
注释 ①倥侗颛蒙——倥侗,无知。颛蒙,愚顽。②恣乎情性——率意而行。③聪明不开——听觉、视觉闭塞。④诞章——大章、大法。诞, 大也。⑤诸子图徽——诸子各自发表言论,与周、孔之道相异。⑥“事有本真” 二句——事各有本正,能推行于亿万之事而无不通。真,正。意,通“億”。⑦动不克咸——行动不能感人,应先求之于本身。克,能。咸,通“感”。⑧圣考——占代的圣王。考, 久远。⑨“明哲”二句——煌煌,盛大的样子。烛,照耀。⑩逊于不虞——逃避意料不到的事情。逊, 逃避。虞,意料。⑾“假言”句——假,长远。周,周遍。⑿赞——见也, 显现 ⒀幽弘横广——幽、弘同义,深远。横、广同义, 广大。(14)渊懿——渊博完美。(15)鼓众——鼓舞万民。⒃哲——知。(17)纯终领闻——纯,善也。领即令, 美好。闻, 名声。(18)蠢迪检柙——蠢、迪同义,行为、行动。检柙,法式。一切行为都合乎法式。(19)旁开圣则——开,通。则、法。(20)宁神——使祖宗神灵安宁。神指祖考之神。(21)四表——四方。
赏析 扬雄的《法言》是一部政论著作。全书十卷,包括《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十三篇。《法言序》简要说明各篇写作目的及其宗旨。
扬雄的思想倾向,从宇宙观方面看,基本上糅合了《周易》与《老子》的思想。其代表作就是《太玄》。他在《太玄赋》中说: “观大易之损益兮,揽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城。”但一旦回到现实,扬雄就不再借助于老子,而是要以儒家为正宗了: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
众所周知,汉代经学发展到扬雄时期日趋极重繁琐,常常“一经说至百余万字”,但由于利禄的吸引而成为时代潮流,阻碍了思想文化发展。扬雄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思想, 又“博览无所不见”,跟从严君平学习道家思想, 所以能一反时代潮流,对经学禁锢形成冲击,并直接影响了桓潭、王充等人。
扬雄处于西汉帝国由盛转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主张改革却又不被重用,只好托圣言制,借古论今,所以模仿《论语》写了《法言》,提出改良儒学的观点。他认为,“天之道”在仲尼,但周、孔之后, “诞章乖离”,圣道受到种种干扰。扬雄以孟子自居,力图为孔学发展开出正路。当时“诸子图徽”,宗派林立,他在批判继承儒学的同时,对于因儒学衰微而活跃起来的道家思想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这和少年时严君平的影响有关。他所说的“芒芒天道”和“事系诸道”的“道”就是从道家引进的。老子的“道”被他改造成从属于儒家的概念,用来表示宗法思想支配下的治国修身之道。儒家的天命观被他糅进了自然无为的道家观念。性善论、性恶论也演变成了人性善恶相混。所以,虽然扬雄以孔学捍卫者自居,他的孔学其实并不纯粹。
扬雄继承了孟子、荀子等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主张“明道”。在人类社会中,“道”是最高范畴, 但它并非神秘莫测, 可以通过圣人之言加以通达, “假言周于天地”而“旁烛无疆”。“道”的核心是现实中的人, 人有君子、小人之别,所以要师法圣贤。生命有限, 为“明道”必须“征圣”, 因为“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圣人的精华体现在“五经”之中,也就强调了“宗经”的意义,形成“明道、征圣、宗经”的模式。在理论系统上这是个进步,却又为实际操作制造了限制,很容易走上复古的道路。扬雄是汉代辞赋高手,但形式上多模仿前人,开拟古主义先河。当然他本人对于模仿与创造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既强调“因而能革”,又强调“革而能因”,既维护了传统文化, 又不赞成割断历史。突破旧框架,运动变化就可以达到“为政日新”的境界。这种改革思想由扬雄发端,经桓、王的发扬而形成了思想潮流。
理论上的完美并非都能充分用于实践, 《法言》一书奇奥艰深,当时就有人批评他“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他自己却不以为然,认为圣人之文都以艰深见长,“务其事而不务于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自己规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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