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卷零散的抒情诗及下一卷一篇长诗《彗星》,是我1941年和1942年生大病①时所作,我在最灰暗日子中的破裂的心境之产物。
这所说我最灰暗的日子, 可以不是指我的病,但须指我在病院中所感受的那种没有生趣的十分厌烦的情形。因为病,是和我一切的遭遇一样,都是事前自己曾经预料过的,不足为奇,但我从未想到过我也会感到那样无聊。最主要的是我住在和人们隔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里,我远隔朋友和亲人, 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却是没有痊愈之期。因此,我的心境早就变成非常的坏。有时简直想狂呼暴跳, 以使生命早日的消灭。但我当然没有这样做,极力使自己平静,而结果便是更无聊,毫无生趣地过日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以写诗为消遣,就已经足够说明我生活的贫乏了,单说那最初的动机,就只由于有一天黎明,我卧在病床上,忽然从窗口我看见了仿佛从未有过似的极清新的天色。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却因此而有幻想,——首先是那仿佛久别了的也不知道是谁的面影就来在空中闪现着,我至于还能够看见那明丽不下于黎明的天色的眼睛在空中飘荡, 并且还仿佛要带给我生命的美的意向似的。于是,我写了一首《黎明》,接着又写了其他几首。
但这恰正证明我生活的贫乏。我当时既不能不将那幻影看作对于我的最高的存问;接着, 由于我意识到这一点, 又更不能不有喜悦,以为这又是我病中所尚存留的对于青春的一点敏感。可是, 一提到青春,我常常拿它和我认为的“智”和“美”的真实相提并论的青春,又在哪里呢?我的实际的生活在哪里呢?我能够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我应当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我的幻想又是多么的贫乏可怜啊。一想到这些,我不能不想到这些,我便进而陷入极矛盾的心境里了,首先,是引起我对于生命的渴求。因此,我反而更感到生命的荒凉和现实的悲哀,而实质上是我深感到我将因此要和真实的生活脱节。我的心绪总是紊乱不安宁,我的感情始终是粗劣而破碎。但是,在这种破裂的状态下, 当然我还是应当尽力地使我自己平静的,所以大部分时间,就都是和紊乱的心绪搏斗,而留着这种痕迹的东西就不能不占了一大半。
不用说,在这种情形下, 写诗决不能有补益, 而写下的这些东西,又是不能不给人一种不调和的感觉。加以我对于诗的毫无素养,更使它显出了残缺。对于朋友,对于读者, 由于我不能写出较和谐较完整的诗,由于我不能更好地描画美丽的幻景,我不能有更明净更雄壮的心境去看云山和雪野, 不能以更虔诚的心去怀念师友(“彗心”)和理解晚上的梦,……我是应当怎样地抱愧!
但我将不再写这样的诗了罢,就是说,生活还可以向更广阔更和谐的地方走去的罢。就只因为有时还会引起使我沉闷的回想,便将经过散落而留下的部分整理起来付印,并愿将它献给3个挽救我病以免于死亡的朋友, 其中一个却已经是死了。
在这里,我想念到几个最关心我病而到现在还未能见到面的朋友。
1943年9月10日在重庆
(《真实之歌》, 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版)
注释 ①大病,指囚禁。——编者注。
赏析 人的生命流动中走过的每一段风景都写在了他的心灵史上。1941年和1942年冯雪峰生了一场“大病”,在他的生命中,这无疑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而在他的心灵史上,却是一道亮丽的彩虹。因为冯雪峰在这段时间里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无聊——幻想——矛盾”的过程,在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方面,实现了一次超越。
下面我们就循着这条线索走进冯雪峰的精神世界。
“病”是冯雪峰意料之中的,他认为这同自己的“一切的遭遇一样”,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那里的环境是恶劣的,那是“和人们隔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他“远隔朋友和亲人”,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难以想像的,而且“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却是没有痊愈之期”,生命是可贵的,但冯雪峰那时却“想狂呼暴跳,以使生命早日的消灭”,这种对生命否定的想法正产于“对生命的渴求”。叔本华说自杀“实际上是对意志的极度肯定”, “自杀者是想生活的,只是他不满于他所处的生活条件,因此,他没有抛弃求生的意志。他放弃生命,只是对个别现象的消灭。他想活下去,想痛痛快快地生存下去,他实质上肯定着肉体。但是,复杂的外在环境使他受挫,这就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论自杀与死亡》)由叔本华的论述,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冯雪峰当时怎样的“无聊”和“毫无生趣”。
虽然如此“无聊”,但作者仍然“极力使自己平静”,在“有一天黎明”,“看见了仿佛从未有过的极清新的天色”,而且, “因此而有幻想”,冯雪峰原本即将熄灭的生命火焰又熊熊燃烧了起来。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因此难以无牵无挂,朋友和亲人虽然不在身旁,但“那仿佛久别了的也不知道谁的面影就来在空中闪现着”, “面影”是模糊的,清晰的是“明丽不下于黎明的天色的眼睛”,它“仿佛带给我生命的意向似的”。可以说,是“幻影”使他重新鼓起了生命航船的风帆,“幻影”是什么呢?是希望,是他对未来的向往。
在这里,冯雪峰已意识到“病中所尚存留的对于青春的一点敏感”的可贵,他“不能不有喜悦”,因为他还希望自己的生命存在,也有能力使自己的生命存在。
但是,冯雪峰继续追问自己,生命的存在是否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在“病中”,“对于青春的一点敏感”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活着是否就是人生的目的?他问自己: “我认为的‘智’和‘美’的真实相提并论的青春,又在哪里呢?我的实际生活在哪里呢?我能够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我应当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一连串的发问显示了作者思维的逐步深入,生活中的现实使他陷入了“极矛盾的心境里了”。“矛盾”,正是灵魂挣扎带来的痛苦,他深感“生命的荒凉和现实的悲哀”,他需要的是一种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活”,而并非是那“幻影”。
从只是追求生命存在的“幻影”到追求生命存在意义的“真实生活”,是超越,也是升华,作者也为之付出了代价, “心绪总是紊乱不安宁”, “感情始终是粗劣而破碎”。
这种痛苦是一种必然的阶段,作者不可能写出“较和谐较完整的诗”,这一段心路历程, 只能是以血为墨写就,不可能会用彩笔描绘。
在“挽救我病以免于死亡”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冯雪峰走出了自我,认识到“生活还可以向更广阔更和谐的地方走去”,思想上不再“矛盾”。
或许多年后冯雪峰再回首往事,会感到这段日子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知道永恒的生命在何处,但现在的生命却是最恶劣的玩笑。”
上一篇:《白石道人诗集》自叙|原文|翻译|赏析
下一篇:《知堂回想录》后记|原文|翻译|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