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民国十八年, 旧京5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然而绿树阴中, 零碎摆下些千叶石榴的盆景,猩红点点,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正初生出来, 分外觉得娇艳。水池子里的荷叶,不过碗口那样大小, 约有一二十片,在鱼鳞般的浪纹上飘荡着。水边那些杨柳,拖着丈来长的绿穗子, 和水里的影子对拂着。那绿树里有几间红色的屋子, 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轩”吗?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个是一幅工笔图画啊!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 身上轻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 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 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 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 不在那石榴花上, 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 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 马上掏出日记本子, 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 了。
当我脑筋里造出这幻影之后, 真个像银幕上的电影, 一幕一幕,不断的涌出。我也记得很高兴,铅笔瑟瑟有声, 只管在日记本子上画着。偶然一抬头,倒几乎打断我的文思。原来小山之上,有几个妙龄女郎,正伏在一块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语。她们的意思, 以为这个人发了什么疯,一人躲在这里埋头大写。我心想:流水高山,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们可明白我是在为小说布局。我正这样想着,立刻第二个感觉告诉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一一放过去了,回不转来的,不可间断。因此我立刻将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书特书起来。我一口气写完,女郎们不见了,只对面柳树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喜鹊振破了这小山边的沉寂。直到于今,这一点印象,还留在我脑筋里。
这一部《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这样写出,是否有些道理,总之,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诉读者的。在我未有这个幻想之先,本来由钱芥尘先生,介绍我和《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而严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鸦些小说,叫我和《新闻报》 《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卖文糊口的人,当然很高兴的答应。只是答应之后,并不曾预定如何着笔。直到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 才有了这部《啼笑因缘》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有两句赘词,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卖文为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万万不能忘了作小说是我一种职业。在职业上作文,我怎敢有一丝一毫自许的意思呢。当《啼笑因缘》逐日在《快活林》发表的时候,文坛上诸子,加以纠正的固多;而极力谬奖的,也实在不少。这样一来,使我加倍的惭愧了。
《啼笑因缘》将印单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独鹤先生大喜,写了信和我要一篇序,这事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作书的动机如此,要我写些什么呢?我正踌躇着,同寓的钱芥尘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动我作篇白话序,以为必能写得切实些。老实说, 白话序平生还不曾作过,我就勉从二公之言,试上一试。因为作白话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狯伎俩,就老老实实把作书的经过说出来。
这部小说在上海发表而后,使我多认识了许多好朋友,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没有回南;回南之时,正值这部小说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这部书, 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也许我说“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开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缘》全书,坐在中山公园茅亭上,去举行2周年纪念。那个时候,杨柳、荷钱、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当年的女郎, 当年的喜鹊,万万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构成一部假事实的小说;然而人生的实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啼笑因缘》,上海三友书社1930.12初版
录自《啼笑因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赏析 张恨水是一个接触过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从少年时就开始阅读西欧的文学作品,但仍然不能摆脱旧式文人的作派,用他自己的话说, “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后来就开始自己动手进行创作。言情小说是他最具成就的作品。写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爱恨交织的故事。《啼笑因缘》写了一个富家子弟樊家树与唱大鼓的沈凤喜、卖艺的关秀姑和贵族小姐何丽娜的种种爱情纠葛。许多的研究者常常将张恨水归入鸳鸯蝴蝶派作家,但实际上张恨水同周瘦鹃、徐忱亚等人是有区别的。鸳鸯蝴蝶作家的古代士大夫气很浓,鄙视小说的影响依然留存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如徐忱亚在《雪鸿泪史·自序》中说: “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使以小说视此书,则余仅为无聊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能不掷笔长吁、椎心痛哭?”张恨水不同,他立志写小说,并且带着一种“叙述人生”的小说观念进行创作,所以他的言情小说并非一味注意消遣娱乐,也不同于当代小说家琼瑶的作品中没有一丝烟火气,而是加入了社会小说的因素。虽然同样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却将他们的命运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揭示出社会怎样扼杀美好事物,写出被侮辱被损害者的不幸和灾难。樊家树本来已经和沈凤喜准备结婚,但军阀的介入却使这场婚姻成为泡影,虽然说这与沈凤喜这一阶层的弱点有关,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军阀的横行无忌抢男霸女造成的。另一位女子关秀姑对樊家树暗生爱慕,但为了抵抗日寇的入侵也毅然走上了战场,两个女子的离去和当时的恶劣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虽然在小说中渗入了社会因素,但我们从书中却感受不到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无产阶级文学中描写的阶级对立。张恨水在创作时将社会因素淡化了,凶恶的军阀很快就死了, 日本人离得还远,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言情的因素仍然占据了主要位置。作家描写了有趣的细节,奇巧的场面,既有人情世界,又有美学意蕴,言情中有回味、有深意。形式通俗,故事生动,而且由于张恨水有着较深的古典文学素养,在他的作品中一直贯彻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艺术观念,平淡质朴, 自然洒脱,所以我们看,既撩拨人的情感,又暗示人生乐趣,却又有着高尚纯洁的笔墨,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物的口味,当它出现时,一下子便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
按照“叙述人生”的宗旨,张恨水在小说中淡化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不像以前的小说作者直接跳出来发表见解,而是通过生活的逻辑表现作家意识,强化爱憎。但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不可避免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沈凤喜和何丽娜有着完全相同的相貌,于是沈凤喜离开后,何小姐就理所当然地填补了空白。男主人公樊家树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一个形象,是作者道德准则的载体。他出身于富有家庭,既有旧学基础,又接受了新式知识和思想;既把个人道德视为人生修养必由之路,又有社会责任感,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和平等观念,却又缺乏革命者的激情和对人生的顿悟。性格随和、重交情,有时也免不了滥作好人,这个人物是张恨水自己的人格理想,也成为众多读者的理想,贫困的知识分子羡慕他吃穿不愁,中产阶级因他的正直有同情心而获得精神满足,贵族人士又可以由于他的平等思想而引为同道。大家都可以从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一个理想的典型为整部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所以《啼笑因缘》前后再版20余次,如此规模在现代作家中是极其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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