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家催我给他的诗集作序, 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却始终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意见的符合,可以证实,由克家自己看来,我是最能懂他的诗了。我现在不妨明说, 《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
克家在《生活》里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 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一万枝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
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他咬紧牙关和磨难苦斗,他还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 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亵视的实质,他的好诗, 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 当前不是没有。但是, 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 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 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 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 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 往往有追问它的动机的习惯, (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诗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 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如作“新乐府”的白居易, 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种舒泄, 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 他如果哭, 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 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 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 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总是。因为这样, 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 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煞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 生活磨出来的力, 像孟郊所给我们的, 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 齿缺舌敝, 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 因为那总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 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姿, 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诗也会
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像孟郊似的,没有成群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做诗。克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民国廿二年七月
(《烙印》、生活书店1933年版)
赏析 《烙印》是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1933年出版,那时诗人还是青岛大学的一名学生,师从闻一多学写新诗。《烙印》以朴素的诗风,真实反映了30年代中国农民的痛苦和不幸,表现了诗人严肃执著的生活和创作态度,因而一问世,便引起诗坛瞩目。茅盾、老舍给予了热情肯定和赞扬,臧克家也被称为“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闻一多为《烙印》所作的“序”也充分肯定了诗人执著现实的精神, “沉着而有锋棱”的诗风,认为诗作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可以说《烙印》连同闻“序”给了为绮靡、感伤氛围所笼罩的诗坛一个不小的震动和刺激,为新诗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臧诗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地方?闻一多并没有从一般所谓“好诗”即技巧是否圆熟让人觉得“好玩”的角度立论,而是从“做一首有意义的诗,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的角度评述和阐释《烙印》对新诗坛的贡献。闻一多举了《烙印》中据称“并不算克家的好诗”的《生活》为例,发挥他的见解。闻在“序”中说,“我却始终极重视它”,因为克家在《生活》中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而正是因为克家的诗有着“极顶真”的生活意义,才有了“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这也便是整个诗集的价值所在。诗歌当然应该具有审美上的意义,但同时或者说更应该具有生活上、人生上的意义和价值。它应能教会你爱,教会你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同闻“序”的观点,也许臧诗在一些人眼中还缺少圆熟的外形,优雅的韵味,不那么“好玩”,但这无碍于它的价值。它是不能用寻常意义上的“好诗”来比的。
闻“序”在肯定克家的诗所具有的“生活的意义”的同时,还揭示了臧诗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本原,即诗人的自身经历和生活体验。克家也曾一度追摹新月诗风,但大革命前后的险恶经历和流亡生涯,他目睹了北方农村的凋蔽破败,促使他改变了美学意向,不仅与一般“民众诗人”拉开了距离,也与古代“怜农”诗人有着不同的感受。这“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构成了臧诗的底色。他的抒写北方农民的痛苦和不幸,就不是“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更没有虚伪的成分。闻一多以为正是诗人自身的苦难经历和严肃的人生态度,赋予了《烙印》中的《老马》、《难民》、《老哥哥》等抒写底层人民苦难的诗篇以非比寻常的深厚的蕴涵,而且不会使你对诗人的动机和意义发生疑问,这比起“五四”的新诗, 自然是一种进步。
闻一多本人是“苦吟诗人”,所以他也非常欣赏《烙印》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比之为唐代诗人“孟郊”,认为是“再适当不过了”,其实这也很有些“夫子自况”的味道。大凡“苦吟诗人”因为立意要不同流俗,诗风往往会走上奇险一途。所谓“郊寒岛瘦”即是这一流派风格的恰切批评。而闻一多也说过:“真正的诗家正如韩信囊沙背水,邓艾缒兵入蜀,偏要从险处见奇” (《冬夜评论》)。而臧诗的风格,初读者是常会感到瘦硬苦涩的,这既是克家从乃师处继承了视艺术为生命的极顶真的创作态度,也是立意要矫正诗坛轻靡之风的缘故,至于得失当另论。至于闻在“序”中极力排斥嘲笑孟郊的苏轼,虽然未免矫枉过正,但中心还是要肯定诗首先要有生活的意义。至于苏轼,公允地讲,他对孟郊的诗还是说了一些实在话的。其《读孟郊诗二首》中即有云: “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喜欢华瞻诗风,倒也并没有把孟郊一概骂倒,不过这一点已和中心意思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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