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 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 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可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 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做序跋,这简直是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 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 反正推托不了的, 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
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 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 只要喜欢看, 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 看煞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胡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人作一种印证而已,说服谁, 不曾想。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 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 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 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 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 举世同病自古如此, 别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说着自己的话, 那么正道的再说点什么好呢?”“不知道吗?笨啊,说人家的话哟!”这儿所谓人家事实上只是要人, 人而不要,咱们的正统文豪决不屑于代他们立言的,或者是圣贤,或者是皇帝, 或者是祖师,是这个,是那个,是X, 是Y……什么都是, 总不是自己。
就文体上举些例罢,最初的“楚辞”是屈宋说自己的话,汉以后的“楚辞”是打着屈宋的腔调来说话。魏晋以前的骈文,有时还说说自己的话的, 以后的四六文呢, 都是官样文章了。韩柳倡为古文, 本来想打倒四六文的滥调的, 结果造出“桐城谬种”来, 和“选学妖孽”配对。最好的例是八股,专为圣贤立言, 一点不许瞎说, 其实《论语》多半记载孔子的私房话。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 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思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许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时也未便仔细揣摹。活灵活现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师来, 总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这叫做窠臼,或者叫滥调,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头子,娘们,土豪劣绅总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戏台上的胡子,衫子, 大花脸,二花脸,颠来倒去只这几种版本而已。这是简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说不上来。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 岂不是活该。在很古很古的年头早已触犯了天地君亲师这5位大人,现在更加多了, 恐怕正有得来呢。正统的种子,那里会断呢。说得漂亮点, 岂不可以说倒霉也是侥幸,可以少吃点冷猪肉;若说正经话, 小品文的不幸, 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 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 身前则身名俱泰, 身后则垂范后人, 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 还有问题吗! 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 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 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运欠亨而已, 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这些不幸的支配。这些文家多半没什么自觉的。他们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给自己顽, 一方面做另一种文章去应世, 已经是矛盾了。再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 他们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 所谓大的高的正的, 自然还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这简直有点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暂且不问, 我们一定受到相当的损失。没有确实自信的见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 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这果然一半为时代所限, 不容易有比较观照的机会, 然而自信不坚, 壁垒不稳也是一个大毛病。他们自命为正道, 以我们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 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轨太远了,要摔交,跌断脊梁骨, 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我们虽不龂龂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莫须有先生对我盖言之矣。
准此论之,启无选集明清诸家之作以便广布,至少是在那边开步走,所以即使赔钱贴工夫, 以至于挨骂都是值得的。在初编此书时他来问我,我说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连续下去,现在也还是这个意思,就当作跋尾看罢。
1930年9月13日,北京。
(本文选自《杂拌儿之二》,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赏析 《近代散文钞》一书原题作《冰雪小品》,是启无选集明清诸家小品文作品在30年代出版的。
俞平伯的《近代散文钞》跋,写于1930年9月13日。
本跋开头就显示出不同凡响。一般人写序作跋总要自谦几句,而俞先生尽管也表述了作序、跋的3个“大不可”,但他还是很独特地说, “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还说, “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既然要写序作跋, 自谦的老一套必然给人厌烦的感觉,不如说句痛快话。“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好机会”,不仅不使人感到狂妄,倒让人感到不落俗套,并且真实自然。
接下去作者用大部分笔墨去纠正人们对小品文的一种偏见。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它的特点是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者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我国古代就有这种文体, 明清更为盛行。但是,人们一直有一种偏见, 认为小品文是一种“旁行斜出”的文字。人们之所以这样看小品文,是因为它不是替圣人立言的,它是说作者自己的话的。在俞平伯看来, “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作者把人们对小品文的偏见,提到了“中国文坛的一种不幸”的高度来认识。乍一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但看了下文,又让人觉得言之有理,而且是从一个很高的层面观察和分析这个问题。也许正是由于统治者不看重小品文,小品文才得以自由地表现自我,表现个性。尽管小品文被视为“旁行斜出”、“旁岔伏流”,却产生了不少有思想个性,有艺术特色的作品。尽管统治者把“谨遵功令”的文人和作品抬了起来,但被抬起来的东西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俞平伯说,这些文人“身前则身名俱泰”是对的;说他们“身后则垂范后人”,如果是就统治者欲起一种示范作用来理解是可以的,如果真以为他们可以垂范后人,那就错了。俞先生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地抬高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人和作品,压抑有思想个性,特别是具有反叛思想的艺术作品。统治者的这种做法确实严重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发展。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俞先生不平凡的识见,他竟然能在为一个小品文集子作的跋中,谈出这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越出了小品文和文学的领域。
说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后,作者并没有停下,他接着谈不幸之中的不幸,是小品文作者自己也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而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却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由于这种意识的限制,由于没有自信,小品文作者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俞先生深挖了小品文作者自身的局限,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几乎不可避免。他最后为自己的议论作结:“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
作者用大部分篇幅谈人们对小品文的偏见,似乎与所序的集子无关。他也说,“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但我们读完全篇后,却觉得它决不是超出了序、跋的范围。撇开有关直接谈及《近代散文钞》的文字不说,单就此跋的论述主体部分而言,与这个集子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一种有着内在的深远沟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在这不起眼的谈小品文的跋中,作出了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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