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70多篇杂文,大多数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用“公今度”和“丁艾”的笔名,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的。
关于这些短文本身,似乎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它们犹如其中一篇的题目 《“触景生情”……》那样,正是“触景生情”的产物。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 都是“有感而发”,也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深意。倒是“公今度”这个笔名, 可以趁此机会说几句,以了却一桩“公”案。
为了这个笔名, 曾在“史无前例”的10年中,挨到了真正的棍子。光是注释这三个字,大字报加起来足有几十公尺长。“上纲法”里有的“谐音影射法”或“鸭蛋寻骨法”,对这个笔名,都使用上了。有人一口判定这“公今度”就是“攻击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缩写和密写。我的罪名已经很多, 原以为也不在乎增此一条,所谓“虱多不痒”了;殊不料,这一条还很厉害,据说这是“蓄意反党”, 与路线上的错误大不一样。所以,有几种版本的《罪行录》上,这一条是作为领头材料而打了重点的。但这样被打倒了几十次以后, 却还是有人老不放心地来探问:
“你不是想说: ‘公是今天的制度’ 罢!”
也有的竟不怕冒为我翻案的嫌疑,一再来求证:
“喂! ‘公今度’是不是‘让老夫今天来衡量衡量’的意思?”
我只能老实交代:“嗯嗯! 都不是的。”
确实都不是的。我难道能为了减轻“罪责”而昧着良心说谎么?于是“公今度”——“攻击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差不多就此定了案。之所以说“差不多”, 因为即使一百次定了案, 还总是有人觉得心里不踏实, 第一百另一次来问“你用 ‘公’,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用‘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 问题确实是有一个的:我究竟为什么鬼迷心窍地偏偏选了这么一个笔名呢?并且明明在风暴刮起以前的好几年, 有人就好心告诫我说:“这笔名不吉利! 别用它!”而我却硬是不听忠告呢?
记得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一天, 写完一篇杂文,吐血了。请别误会,我并不是说文章写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实在只是支气管扩张的旧病发了。吐血是件“雅”事, 可以借此学学那位“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的才子。不过, “天不作美”,这血吐来不止半口,而居然大有要吐一痰盂的趋势,且既无阶下花圃, 更无那怕一个侍儿,这扮演才子的一幕当然只好拉倒。然心有不甘,待血一止,就随手拿起一本线装的诗集, 表示自己虽不看秋海棠,也一样可以附庸风雅的。并且杂文还缺一个署名,抓个阄,挑个笔名罢。这一翻,就像碰上鬼似的,翻到了这首《箜篌引》。那还是儿时, 坐在老子的膝上学吟诗。那第一首是: “登彼西山兮……”, 而这《箜篌引》便是上口的第二首。
人问我,这是首什么诗?现在当然可以揭晓了,全诗四句: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堕河而死, 当奈公何!”一读这诗,就想起那时用稚嫩的苏白像唱歌般吟哦的情景。这第二句铿锵上口,改一个字,去掉一个边傍, 于是就有了我这个“公今度”了。当时,一位好心的同志在旁边,看到第三句“堕河而死”,就大不以为然说:“不要用这笔名!不吉利!”我虽然吐血,却并无俗语所说的“气管炎”,且又牢牢掌握着“自主权”, 对这好言相劝置若罔闻, 因此署名“公今度”的文稿就发出去了。1961年以后的文章, 差不多都用了这个笔名,谁知道,竟惹来了以后几年的莫名的忧患!
要是当时听从劝告,废了这个笔名,就能超生了么?也不见得。说老实话,如果不用“公今度”而用“歌今度”之类的名字,也一样逃不脱被“横扫”的厄运的。攻击可以是社会主义制度,歌颂就不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么?这一点到精通“上纲法”之后, 才终于弄明白的。当时恨了好久的这首倒楣诗, 其实完全没有恨到点子上。公今度何罪?公是今天的制度么!
“四人帮”垮台以后, 重新拣起笔来写杂文了。为了证明没有多少“余悸”起见,署名时就依旧用了当年招祸的三个字。简单说,这就是“公今度”引起的前前后后。
至于另一个笔名“丁艾”,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据说这是为丁玲、艾青招魂的。这些人全然不管这笔名最早见于1953年;他们更不知我这个人“爱‘卜’成性”, 杂文虽然有时写得冠冕堂皇, 灵魂深处的封建迷信残余却是不少。这两个字同样是抓阄抓来的。张天翼先生的名著《两林故事》里,就教导有“指字为名”之法。如果要替兄弟俩取名字, 不妨拿一本字典, 一点点到一个“菜”字, 叫“大菜”、“小菜”,这不太好, 重来;再一点, 点到了 “便”字, 叫“大便”、“小便”, 更不好, 谁听说过哥哥叫“大便”, 弟弟叫“小便”的?第三次才点到了 “林”。——“大林”、“小林”好像就是这样出的名。我还记得, 点到了“丁”字以后,也点了个上不得台盘的字眼, 只是几番更换之后才碰上了这个“艾”。前面说过, 问题全然不在这两个字, 丁玲、艾青两位即使没有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我的日子同样不会好过。不是吗?有些急巴巴地改名为“学江”“学彪”之类的人,就一同“鸡犬升天” 了么!也未必。到了不知哪一天, “这个人不是好人”, 照样可以一个巴掌打下来。所以, 要在“丁”和“艾”上找个把打倒的由头, 岂不“易如反掌”!
写到这里, 回过头去看看,这实在不像一本书的后记了。现在再来写这些“俱往矣”的陈芝麻烂谷子干吗呢! 要说理由, 就是一个:一个笔名的命运尚且如此,在只要有杂文便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或伙计的年代, 写过百十篇杂文的作者,会有怎样的下场,不是全然可以想见的么!
杂文的命运的确从来就不大好。现在,被“刺刀见红”而打倒,庶几可以免了。什么“报屁股”啊, “豆腐干”啊之类的讥笑,也可以不计,杂文本来就是“泥碗瓦碟”“不登大雅之堂”。名啊利啊的点点戳戳,却也时有所闻。写文章宣传党的政策,也捏得成一桩罪名,“上纲法”的余沥实在也流传得过于久长了。
最后要说, 因过去的文字而被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冤枉的。不过文章确乎写得并不好, 包括现在这70多篇在内, 不值一看。因此,要向花了钱来买这本集子的读者致歉。同时,要谢谢林放同志在病中为这本书力疾写序。要谢谢曾是同“棚”难友的朱东润同志为这本书的封面题字。当然, 还要谢谢当年劝我不要用“公今度”笔名的人,——她永远是我蹩脚文章的第一个读者, “十年携手并艰危”, 曾有多少个夜晚白天,还为了那批杂文而担惊受怕啊!
1982年7月18日
(《魂兮归来》,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年版。)
赏析 作者为自己的杂文集而写的前言或后记,往往就是一篇好杂文。公今度《〈魂兮归来〉后记》,正是一篇杂文佳作。它为全书增色添辉,是一件漂亮的“凤尾”。
这篇“后记”的写作特色,最为突出的是感情真挚。它集中地叙述了“大革文化命”10年间降临于自己头上的一场灾难:笔名风波。作者被卷进了“文字狱”之中,“公今度”的笔名竟被判定为“攻击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缩写和密写。可以说,作者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文字,字字句句都饱含着血和泪。本文很有力度,而力的来源正是作者真切深沉的感受。作者做文章的主旨是“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都是‘有感而发”’,这篇“后记”卓著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杂文写作主张。
可贵的是,作者对真情实感的抒写运用了较高的艺术手法。
其一,曲折错落,引人入胜。作者不是平铺直叙地只满足于“辞达而已”;作者遵循“人要直,文要曲”的写作规律,在谋篇布局上显示出了纯熟的笔墨功夫。从那荒谬绝伦的“判定”,写到为何使用了“公今度”的笔名,及至“写过百十篇杂文的作者”,即使采用别的笔名, “日子同样不会好过”,这些文字,让读者如入苏州园林,觉得处处美不胜收。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深入开掘了主题思想,增益了文章的力度。
其二,材料杂陈,内容丰富。作者根据陈述的需要,将种种材料信手拈来,增加了文章的信息量。读者从中看到了“上纲法”的展览,进而《箜篌引》、《两林故事》等一件件事物杂陈于读者眼前。至于那“有人老不放心”的“探问”内容,“歌今度”的推理, “学江”、“学彪”的遭遇等,也都是具体而生动的材料。这些“事”,寓着“理”,显现了杂文写作“寓理于事”的鲁迅手法。
其三,语言幽默,情趣横生。本文通篇的笔调都很轻快明朗,富于幽默感;而其中又多有闪耀着智慧光彩的幽默语言。“谐音影射法”、“鸭蛋寻骨法”、“被打倒了几十次”、“扮演才子的一幕当然只好拉倒”等,都让人读来有一种哑然失笑的快意。这些语言,有力地加强了讽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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