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小修诗①散逸者多矣, 存者仅此耳。余懼其复逸也, 故刻之。弟少也悲,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二赋②, 几五千余言, 虽不大佳, 然刻画饤饾, 傅以相如、太冲之法③, 视今之文士矜重④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⑤诸家言, 皆自作注疏, 多言外趣, 旁及西方之书, 教外之语⑥,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⑦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⑧;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⑨。泛舟西陵⑩, 走马塞上, 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 几半天下, 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11);非从自己胸臆流出, 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 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12)。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 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13)为恨, 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 文则必欲准于秦、汉, 诗则必欲准于盛唐, 剿袭模拟, 影响步趋, 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 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14)。曾不知文准秦、汉矣, 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 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 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 岂复有盛唐之诗?惟夫代有升降, 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15),所以可贵, 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 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 可以不有, 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佳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16)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17)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 故多真声, 不效颦于汉、魏, 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 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 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 多感慨;又性喜豪华, 不安贫窘;爱念光景, 不爱寂寞。百金到手, 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 不知樽节(18),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 发之于诗, 每每若哭若骂, 不胜其哀生失路(19)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 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 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 不揆中情,信谗齌怒(20),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21)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22)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23)而多露,是谓楚风,又何疑焉!
(钱伯城笺校本《袁宏道集》)
注释 ①小修诗——小修,袁中道的字。他的诗歌创作大多直抒胸臆,但内容比较单薄。著有《珂雪斋集》。②《黄山》、《雪》二赋——或作《黄山雪》一赋。③“傅以”句——傅,犹配合。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太冲,左思的字,西晋诗人。他们的创作讲究辞藻华美。④矜重——矜持、自重。⑤列御寇——战国时郑人。现在流行的《列子》,疑为后人伪托。⑥西方之书,教外之语——西方之书, 自西方传来的书籍,如佛经等。教外之语,儒家以外的学说,如老庄、佛禅等。⑦的然——明确地。⑧“其视妻子”二句——意谓他认为和妻子聚守在一起,等于和鹿豕在一起不相融洽。⑨“其视乡里小儿”二句——意谓与乡村中那些见解狭隘、迂腐庸俗的文人在一起,如同行走在牛马之后,粪土飞扬,污秽不堪,一天也不能居住下去。⑩西陵——三峡之一,在湖北宜昌西北。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独具特色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心灵,不拘束于一定的规格和常套。这是“公安派”“性灵说”的中心口号。⑿本色独造语——反映自己真实精神面貌的独创的语言,不是因袭古人、剽窃他人的陈词滥词。⒀粉饰蹈袭——模仿别人,加以装点。⒁野狐外道——歪门邪道。《传灯录》载:一人谈佛道,因错说了一句话,后来托生为野狐。禅家因此称外道禅为野狐禅。⒂“而法不相沿”三句——指作诗为文的方法不能沿袭陈规旧套,各在自己的时代创造出不同于前代的作品,各自具有不同的意趣。此说强调了创新,但忽视了借鉴和继承。⒃闾阎——里门,此处指民间。⒄《擘破玉》、《打草竿》——均为明代流行的民间歌调。⒅樽节——控制。⒆哀生失路——哀叹人生,感到无路可走。⒇忿怼(dui)——气愤怨恨。“党人偷乐”四句均出自屈原《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党人、众女, 皆指结党营私的小人。谣诼,造谣中伤。不揆,不察。齌(ji)怒,盛怒。(21)怨而不伤——语本《论语·八佾》:“《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谓虽怨而不过分。(22)燥湿——指干燥的与低湿的地方。(23)峭急——孤傲褊急。
赏析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不只是一般的血缘关系,共同的兴趣、爱好、主张以及同样超拔的才气,使他们既是和睦的兄弟,更是心灵的知己。这些,都使得袁宏道为弟弟小修的诗集作序时,不仅因为兄长对于胞弟的关怀而于笔端饱蘸情感,具有足够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且能以知己之间的理解深中肯綮地指出作者价值之所在,从而具有了可贵的理论价值。
在“三袁”中,小修是最不走运的一个。自二十几岁成为秀才,直至四十余岁才考中举人,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失意之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不可能建立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业。所幸的是,他没有因为挫折而成为一个委琐的人。相反,坎坷的境遇,倒造就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与不同流俗的才情。这一点,正是小修区别于芸芸众生之所在。袁宏道对这一点是极为了解的,故此在序文中也就极力突出小修的才情与个性。通过袁宏道饱蘸感情的笔墨,一个任情、任性、脱俗的“真人”的形象便突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喜读庄、老、列子之言,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而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埋首于时文八股;他以豪杰自命,没有一般书生身上的酸腐之气;他厌弃凡俗生活,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他不是圣人,他性喜豪华,念爱光景,沉湎嬉戏,不知樽节……凡人所具有的欲望,他几乎都有。但与一般人不同,他从不矫饰、而是任情恣性,率意而为。总之,他是一个生活在性情之中的真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缺点,但就是找不到虚伪与庸俗。超凡脱俗的人格,使得他的作品自然具有与众不同的风格。他能打破前人的束缚,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情趣,以生花之笔抒“真人”之情。
对小修的诗,袁宏道不仅表示称赏,而且也陈述了称赏的理由。这些陈述,实际上接触到了“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精髓。概括起来,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
一是强调真情实感,独抒己见,反对虚拟涂饰、随声雷同与任何形式上的束缚。序中说小修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 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里反映了“公安派”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要求。所谓“性灵”,相当于性格与情感;所谓“格套”,指各种形式上的束缚。文章又进一步指出了小修诗的特色,也是进一步阐释自己的创作主张: “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 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只要是至情的自然流露,尽可以怒而骂,怨而伤。序文并以《离骚》同样有“明示唾骂”、“忿怼之极”的特点而不伤其为杰作为依据,说明自己见解的正确性。这种看法,是对“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的大胆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也正是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出发,作者才对《擘破玉》、《打草竿》这类民歌予以肯定。
二是认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袁宏道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各有其特点,不能以是否与前代相合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依据。袁宏道指出, 今人(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作文以秦、汉为标准,可是假若秦汉文章一味模拟“六经”,又哪里会有秦汉之文?今人作诗一味模拟盛唐,可盛唐一味学习汉、魏, 又哪里会有盛唐之诗?秦汉文、盛唐诗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们对前人的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宏道才对小修的“多本色独造语”的疵处极为欣赏。由于序文体现了“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精髓,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故而后人每论及“公安派”,必举《叙小修诗》。它的价值, 已远远超过了作为特定作品的序而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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