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原文|翻译|赏析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①， 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 无一而不笔之者， 有义存焉。

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②。《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 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 至公至正之大法， 合天理、正彝伦^③， 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④!”亦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惠王， 言仁义而不言利^⑤;告时君必称尧、舜、禹、汤^⑥，答时臣必及尹、傅、周、召^⑦。至朱子《纲目》^⑧，亦由是也， 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义奥， 不如此， 乌可以昭后世?《语》云：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⑨。”此则史家秉笔之法， 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 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 其间言辞鄙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⑩，考诸国史， 自汉灵帝中平元年^⑾，终于晋太康元年^⑿之事， 留心损益， 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 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⒀。书成， 士君子之好事者， 争相誊录， 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⒁，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 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予谓“诵其诗，读其书， 不识其人可乎⁽¹⁵⁾?”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 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 又未为读书也。

予偿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以陈蕃、窦武⁽¹⁶⁾立朝未久， 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¹⁷⁾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 君子去之， 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¹⁸⁾，致董卓乘衅而入⁽¹⁹⁾，权移人主，流毒中外， 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²⁰⁾虽有远图， 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 虽得之，必失之， 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 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 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²¹⁾，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 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 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 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 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²²⁾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

(《三国志通俗演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注释 ①休戚——乐与忧，福与祸。②“吾夫子”句——夫子，指孔丘。《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 “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 ③彝伦——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书·洪范》：“我不知其彝伦攸叙。”蔡沈传：“彝，常;伦，理也。” ④“知我者”二句——语见《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⑤“孟子见梁惠王”二句——见《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⑥尧、舜、禹、汤——即唐尧、虞舜、夏禹、成汤，都是儒家心目中的贤明君王。⑦尹、博、周、召——商初的大臣伊尹，商王武丁的大臣傅说、西周初的政治家周公、助武王灭商并在成王时任太保的召公，都是儒家心目中的贤臣。⑧朱子《纲目》——南宋朱熹撰《通鉴纲目》。朱熹与其门人赵师渊等据司马光《资治通鉴》、《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等加以简化，编为“纲”和“目”， “纲”为提要，模仿《春秋》; “目”以叙事，模仿《左传》。这种以纲目为体的史书体裁，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⑨“《语》云”句——《语》指《论语》，引文见《论语·雍也》：“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⑩“若东原”句——东原，即今山东东平县。但据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载： “罗贯中，太原人。”1993年在太原发现的《罗氏家谱》载有罗贯中的名字。平阳，今山西临汾县。陈寿传指其所撰《三国志》。(11)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汉灵帝，即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中平，汉灵帝曾用年号。(12)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13)“若《诗》”句——《诗》即《诗经》。朱熹《诗集传序》： “凡《诗》之所谓风者， 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里巷，犹民间。⒁臧否(zang pi)——褒贬，好坏。⒂“诵其诗”三句——语见《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⒃陈蕃、窦武——东汉大臣。灵帝时，二人同谋诛宦官，事败身亡。⒄奸宄(gui)——亦作“奸轨”，坏人，犯法作乱的人。⒅“矧何进”句——矧(shen)，况。何进，灵帝时其妹为皇后，封慎侯。何太后临朝封为太傅，后以谋诛宦官，反为所害。⒆“致董卓”句——董卓，本为凉州豪强，灵帝时任并州牧。曾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宪帝，专断朝政，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乘衅(xin)，乘机会、钻空子。⒇曹瞒——曹操，小字阿瞒。(21)昭烈——刘备，死后谥昭烈。(22)弘治甲寅——即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弘治， 明孝宗朱祐樘年号。

赏析 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最早的一篇评论《三国演义》的文章，也是第一篇通俗长篇小说的专论。与一般的序文不同，它不局限于一部《三国演义》本身而就事论事地加以评价，而是高屋建瓴，从讨论历史小说的特点、意义入手来批评《三国演义》。因此，就使这篇序文具有了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普遍意义。

文章是从阐述写史的重大意义着手的。蒋大器指出，编写史书，绝不只是纯客观地记录一些历史事实，它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后人能够从其中有所借鉴、取舍;它还可以因作者寄予强烈的爱憎而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所以，孔子才修《春秋》，朱子才撰《纲目》。这样说来，史书的价值是很大的。可是，史书“理微义奥”的特点，势必使得它远离一般民众，这就造成了一般读者对其“舍而不顾”，以至于“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的后果。这样看来，一种能够接近一般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就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通俗并不意味着鄙俗、俚俗、低俗。蒋大器在批评一般的史书过于艰深的同时，也指出了前代一些历史评话的缺点： “其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在对上述二者都进行了评论之后，蒋大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 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 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既是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评价，也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这里实际上包括了三点：第一，作为历史小说，它在内容上是既不同于历史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文艺作品。与一般文艺作品相比，它有自己的特殊属性，即要“考诸国史”，“事纪其实”，主要人物及事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增删、更改，违背历史的基本面目。要尊重历史，力求再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原生态”——“亦庶几乎史”。与历史记载相比，它又不必事事都写，可以对史实有所损益，在有历史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的情况下，允许夸饰虚构。第二，历史小说应当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它既要区别于历史的“理微义奥”， “不通乎众人”，也区别于评话的“文辞鄙谬”。只有这样，它才可以既避免史书的令人“往往舍而不之顾”，也避免了评话的令“士君子多厌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成功的范例，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所以才赢得人们的“争相誊录”。第三，历史小说应当具有史书那样“劝惩警惧”， “垂鉴后世”的作用。《三国演义》就具有这种功能：“三国之盛衰治乱， 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

蒋大器在序文中还特别对读者提出了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应有态度。他指出，作为读者，还必须联系书中的事例，对照自己， 自觉地进行道德反思，主动地进行自我教育。只有这样，读书才会有所收益，否则“又未为读书也”。为此，他具体揭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蕴含的道德教育意义，提醒人们认真思考，身体力行。

能够对历史小说诸特点作出如此精到的批评，这反映了蒋大器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水平而力倡通俗，这说明他有务实的精神和为民众着想的立场。将一向为士大夫所鄙弃的小说的作用与子史相比附尤其证明蒋大器的胆识与魄力。正是这些，确立了蒋大器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理论奠基人的位置，同时也确立了这篇序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