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1932年8月5日,我得到霁野, 静农, 丛芜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于8月1日晨5时半,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 为他出一本纪念册, 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痊愈的, 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 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习惯, 对于平常的信, 是随复随毁的, 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 有些故事, 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 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五年前, 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 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 于是捕乙, 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 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 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 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 随随便便。待到1930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 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 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 是很无谓的, 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 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 不料1931年1月,柔石被捕, 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 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罗,我只得又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 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 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约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箧的寻了一通, 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 因此放下了的。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 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早经遗失, 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 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 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 有些可爱似的了。夏夜多蚊, 不能静静的写字, 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 因地而分为3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这是说:这一本书, 在我们自己, 一时是有意思的, 但对于别人, 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 只是信笔写来, 大背文律, 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 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 大抵成了梦呓了。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 即有也未必存留的, 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要印,印去就是,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 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 以免误解。其一,是: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其二,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 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 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 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 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 下石的也有, 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 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1932年12月16日,鲁迅。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赏析 《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1933年由上海春光书局初版。共收入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通信135封。分为北京(收1925年3月到7月间通信35封)、厦门——广州(收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间通信78封)、北平——上海(收1929年5月至6月间通信22封)三部分。它不仅对研究鲁迅及许广平的生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独具特色的文集。
《两地书》的序言写于1932年12月16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两地书》选编的缘起;第二、三部分着重介绍《两地书》的特点和出版目的。
我们知道, 《两地书》编选出版的1932年前后,正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最惨酷的时期。他们捣毁文化机关,查禁进步书刊,秘密逮捕杀害进步作家,无所不用其极。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鲁迅全家也随时处于危险中, 并几次离家逃难。如1930年他“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鲁迅只好弃家出逃避难一个月;1931年1月,柔石被捕,他又受到牵连,又因此弃家外出避难40多天;1932年“一·二八”战争发生,他的住所临近战区,受到炮火威胁,又一次离家出逃。报纸、传闻也时有他被捕或遭难的消息。正是这些危难中,为了不使“瓜蔓抄”连累朋友,才有了把朋友来信“大烧毁了两次”之下策。在这样的时候,要将这尽管“蔓在自身”的书信编选出版,鲁迅不会不知道是极不合“时宜”的。然而,韦素园死后他想寻出一两封来信以答复朋友、告慰死者而不能的现实,却教训和提醒了他。他知道,这“翻箱倒箧”寻出来的,记录着他和许广平由师生、情人、夫妻“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的信件,也不能保证它们不被毁掉。因为白色恐怖依然浓重,再次出逃随时可能,谁能保证到时不会再“心血来潮”呢?谁又能保证它们下次“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仍“一点也没有损失”呢?因此,保存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这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旦随风散开,尽管仍会有践踏、毁灭,但终有一些会被保留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留赠给我们的孩子”, “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这才是鲁迅的胆识和聪明。然而,这胆识和聪明中,却包含了多少无奈啊。当然,更包含着鲁迅对压迫者的极大愤怒。
序言第二部分是对《两地书》特点的介绍。鲁迅首先说它不同于一般情书,它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 “花呀月呀的佳句”,在文辞上也“只是信笔写来’;其次是内容上, “所讲的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琐事,“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因此,本书的特色就是平凡。尤其特别声明“其中并无革命气息”,也不“最显真面”。鲁迅所言,有实有虚,有真有假,有的是自谦,也有为“钻网”而说的策略话。关于《两地书》不同于一般情书的话,鲁迅在1934年12月6日给肖军、肖红的信中也曾说过:“《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我们通信之初,实在没有关于后来的预料;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沉静,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这基本符合《两地书》的实际,除却北京部分通信之初,他们作为师生而外,就是在恋人阶段及婚后鲁迅入京探母第一次分别的通信中,也没有卿卿我我“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这的确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像《情书一束》之类,“有的读者读得痛哭流涕,……有的放在抽屉里来当写情书给爱人时的参考”。(见章衣萍1925年《跋<情书一束>》)但《两地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因为它不是文学家虚构的书信体文学作品,而是两个真正的“情人”之间的通信。同时,两个“情人”对爱情的交流与欢愉的表达,在通信中多是含而不露,或是以欲亲反疏的曲笔,这就使“情”在集中实有似无。一封封通信,谈的却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广泛涉及了诸如政治、社会、教育、伦理、人生等“天下大事”,也绝非如鲁迅所说“胡涂得很”。这就使“情书”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意义,并且这一切写来都自然而然,二人共同赋予了这些通信以含蓄、委婉、朴素的风格。“这样平凡的东西”确实别人不可能有。因此《两地书》出版不久,一篇署名庸人的文章评论说:“两年前,在上海滩上看见了一部什么情书集,我揭开看了半页, 肉麻了3天,于是以后便怕听‘情书’两个字。……可是《两地书》给我一种印象,则适与两年前那部甚么情书集完全相反。我们从《两地书》里面看见了两个清楚刚强的性格,同时又连带地对于当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了再度的认识。自此以后,我觉得情书集也很可以看。”(见1933年9月13日《大晚报·读〈昨夜〉》)这是对《两地书》较早,也是很中肯的评价。
序文最后一部分说明《两地书》出版之目的。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本来曾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他准备“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然而,他和许广平在反封建的学潮中相知,在互相理解支持的战斗中结为夫妻。这就使他们为这爱情和婚姻承受了历史性的压迫。旧观念不容,伪善者不容,论敌小人别有用心。这本来属于私事,社会上却要掀起“风波”,爱情竟然要“咬紧了牙关”来坚守抗争,在“不断挣扎中”生活。这是怎样的社会啊!鲁迅出版《两地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社会对人们正当爱情婚姻的干预和压迫,使人们认识其黑暗和丑恶。“留赠给我们的孩子”的目的,不仅是希望他们不再遭受这一切,也希望他们不再成为正当爱情婚姻的干预、压迫者。另外一个目的是“用我们所经历的真相”为未来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活生生的“参照”。这便是《两地书》在当时和现在及将来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本序文从编选《两地书》缘起谈起,继而谈了该书的特点及出版目的。行文从容、真率、平静。然而本文也如他的其他文章,于从容中给反动派以旁敲侧击,于真率中给丑恶者以辛辣的讽刺,于平静中显示出匕首的犀利,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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