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古圣开物成务①,废结绳而造书契②, 于是文字兴焉。夫依类象形之谓文, 形声相益之谓字;阅世递变而相沿,讹谬至不可殚极③。上古渺矣;汉承秦火,郑许④辈起,务究元本, 而小学乃权舆焉⑤。自汉而降,小学旁分,各有专门。欧阳永叔曰:“《尔雅》出于汉世,正名物讲说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 于是有偏旁之学;篆隶古文, 为体各异,于是有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吴敬甫⑥分三家:一曰体制⑦,二曰训诂, 三曰音韵。胡元瑞⑧则谓小学一端, 门径十数, 有博于文者、义者、音者、迹⑨者、考者、评者, 统类而要删之, 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而已。
三者之学, 至我朝始称大备。凡诂释之难, 点画之细, 音韵之微,靡不详稽旁证,求其至当。然其得失异同, 匿庸与嗜奇者, 又往往互相主奴⑩, 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则以字形字声, 阅世而不能不变,今欲于屡变之后以返求夫未变之先,难矣。盖所以证其未变之形与声者, 第据此已变者耳;藉令沿源讨流, 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讹、一画之误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 点画音韵, 千变万化, 其赋以形而命以声者, 原无不变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 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就每字言之;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 “艮其辅,言有序⑾。”《诗》曰:“出言有章⑿。”曰“有序”, 曰“有章”, 即此有形有声之字, 施之于用各得其宜,而著为文者也。《传》曰: “物相杂故曰文⒀。” 《释名》谓“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⒁。今字形字声之最易变者, 则载籍极博,转使学者无所适从矣;而会集众字以成文, 其道终不变者, 则古无传焉。
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为文章则已, 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将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又与学者以易知易能⒂,其道奚从哉? 《学记》谓“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⒃”。其《疏》云:“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⒄。”《通雅》引作“离经辨句⒅”,谓“丽子六经使时习之,先辨其句读也。” ( [读]徐邈⒆音豆。)皇甫茂正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杜⒇。”“度”即“读”,所谓句心也。然则古人小学,必先讲解经理、断绝句读也明矣。夫知所以断绝句读,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读之义。刘氏《文心雕龙》云: “夫人之立言, 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 句无玷也; 句之清英, 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 知一而万毕矣(21)。”顾振本知一之故, 刘氏亦未有发明(22)。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23),听其终日伊吾(24);及少长也,则为之师者,就书衍说(25)。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26), 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27)于句首者,有殿(28)于句尾者, 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29)也。而一二经师自命(30)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 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31)耳, 未可以言传也。噫!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 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
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 下至志书小说(32),凡措字遣辞, 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 博引相参, 要皆有一成不变之例(33)。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34)、《史》、《汉》、韩文(35)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36),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37),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38), 穷古今之简篇, 字里行间,涣然冰释, 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部分为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学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义(39)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尘”“法”“相”(40), 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 “即若”(41), 与夫军中之令, 司官之式, 皆各自为条例。以及屈平之“灵修(42)”, 庄周之“因是”(43), 鬼谷之“捭阖(44), 苏张之“纵横(45)”, 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书。若非预为诠解, 标其立义之所在而为之界说, 阅者必洸洋(46)而不知其所谓, 故以正名冠焉。次论实字。凡字有义理可解者, 皆曰实字; 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 或主之,或宾之(47),或先焉,或后焉, 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 而措之乃各得其当。次论虚字。凡字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字。刘彦和云: “至于‘夫’ ‘惟’ ‘盖’ ‘故’者, 发端之首唱;‘之’ ‘而’ ‘于’ ‘以’ 者, 乃札句之旧体; ‘乎’ ‘哉’ ‘矣’ ‘也’,亦送末之常科(48)。”虚字所助, 盖不外此三端, 而以类别之者因是已(49)。字类既判,而联字分疆(50)庶有定准,故以论句读终焉。
虽然, 学问之事, 可授受者规矩方圆, 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51)。然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 而刘氏所论之文心(52),苏辙氏所论之文气(53),要不难一蹴贯通也。余特怪伊古以来, 皆以文学有不可授受者在, 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讲焉, 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 启其缄縢(54),导后人以先路。挂一漏万, 知所不免。所望后起有同志者, 悉心领悟, 随时补正, 以臻美备, 则愚十余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马建忠序。
(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释 ①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照这个道理做事情而取得成功。②“废结绳”句——结绳, 上古没有文字,在绳子上打结来记事。书契,指文字。契:用刀刻。古代用刀刻字,故文字有“书契”之称。③殚极——穷尽。④郑许——郑,指郑玄,东汉经学家。许,指许慎,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⑤“而小学”句——小学,汉代对文字学的称呼,因儿童入学先学文字而得名。后小学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清章炳麟认为小学之名不当, 主张改为语言文字学。权与,兴起。⑥“欧阳永叔曰”句——语出《崇文总目录叙释》“小学类”。欧阳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词书。资之,依靠它,参考它。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解释词句的本义,推究其引申义。一般有三种基本方式:义训、声训和形训。《说文》,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简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字书。字书,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术语,指以汉字为单位,解说字的形、音、义的书籍。五声,指唇、舌、齿、牙、喉五个发音部位所发的音。清浊,清音和浊音,清音指不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浊音指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孙炎,三国魏经学家、训诂学家。音韵之学,也叫“声韵学”,研究汉语语音各个时期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⑥吴敬甫——明文字学家吴元满字敬甫。⑦体制——指文字学。⑧胡元瑞——明文学家胡应麟字元瑞。⑨迹——考查,推究。⑩主奴——尊崇和贬抑。(11)“《易》曰”句——语出《易经·艮》“艮其辅,言有序,悔之。”此句意谓人或默而不言,言则要有条理。艮,止。辅,上颌。(12)“《诗》曰”句——语出《诗·小雅·都人士》:“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章, 文采。(13)“《传》曰”句——出自《易·系辞下》,指阴阳相杂而成文。《周易玩辞》: “物相杂者,初、三、五与二、四、上,阴阳相间也。”(14)“《释名》谓”句——《释名》,东汉刘熙编著,我国第一部词源学专著。锦绣,精致华丽的丝织品。词谊,文词的义理。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⒂与学者以易知易能——用容易理解的办法向学习者传授知识。⒃“《学记》谓”句——《学记》, 《礼记》篇名。比年,每年。中年,隔一年。离经辨志,分析经籍的义理,点断文句,辨别其心意所向,此句意谓每年有学生入学,隔一年考察一次他们的成绩,第一年就要检查他们标点分段的能力。⒄“其《疏》云”句——郑玄曾为《礼记》作注。这句话引自唐孔颖达为郑注所作的《疏》。⒅“《通雅》引作”句——《通雅》,训诂学书,明代方以智撰。全书五十二卷,引文出自第三卷。⒆徐邈——东晋训诂学家。⒇“皇甫茂正云”句——皇甫茂正,唐代文人皇甫湜字持正,“茂”字误。引语见《皇甫持子文集》第四卷《答李生第二书》。服郑、即汉代学者服虔、郑玄。“杜”字误。(21)“刘氏《文心雕龙》云”句——刘氏指刘勰,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引语出自《文心雕龙·章句》。彪炳,文采焕发。明靡,鲜艳华丽。清英,文字清新挺拔。本末,树根和树梢,用来比喻字句和篇章的关系。词句的基础打好了,才能写好文章。(22)发明——说明、阐释。(23)《四子书》——即《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24)伊吾——象声词,读书声。(25)就书衍说——只就文章本身推衍义理。(26)部分类别——指区分词性和在句中所起的语法作用。(27)弁——古时男人戴的帽子。此处活用为动词,放在前头。(28)殿——放在后边。(29)昧然——糊涂无知。(30)经师自命——自命为经师的人。(31)神而明之——心领神会之意。(32)志书小说——方志和笔记小说。(33)例——模式。(34)《三传》——指为《春秋》作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35)韩文——指唐代散文家韩愈的文章。(36)升降三宗——高低优劣变化的大端。(37)字栉句比——逐字逐句地排列比较。栉,梳子。(38)触类而长之——掌握一类事物的知识或规律就能推知增长同类事物的知识。(39)主义——主要的意思,特定的意义。(40)根、尘、法、相——根,能生、增生之义。佛家把人的感官看作感觉的根源。尘,指一切世间世法染污真性。法,梵名达摩,通一切之语。相,事物之相状表于外而想像于心。(41)“法律家”句——“以”、“准”等六个词均为法律条文或文书中常用的术语。(42)屈平之“灵修”——屈原所说的灵修。灵修,指楚怀王。(43)庄周之“因是”——庄子的因是的观点。因是,《庄子·齐物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较通行且简单的理解为:有因而认为是正确的,也就有因而认为错误的;有因而认为错误的,也就有因而认为正确的。(44)鬼谷之“捭阖”——战国时纵横家鬼谷子,长于纵横捭阖艺术。捭阖,开合。战国时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45)苏张之“纵横”——苏张,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合称。纵横,合纵、连横。(46)洸洋——水势浩大,漫无边际。这里比喻茫无边际,不知所云。(47)或主之,或宾之——或做主语,或做宾语。(48)“刘彦和云”句——刘勰字彦和。引语出自《文心雕龙·章句》。发端之首唱,用于句首的发语词。札句之旧体,在句中起连结作用的老用法。送末之常科,用于句末的常用方式。(49)“而以类别”句——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区分词的类别。(50)联字分疆——词和词连成句读的界限。(51)心营意造:指作家凭想像力进行的创造。(52)文心——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53)“苏辙氏”句——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文者,气之所形。”即促使写文章的思想感情。(54)缄滕——绳索。
赏析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作者马建忠与其说是一位语言学家,毋宁说是知识渊博的爱国者更合适些。他毕生从事的活动大都与爱国救国有关,就是撰写《马氏文通》也不例外。因此,他不同于一般为功利抑或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某某家。他研究语言的目的、方法和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篇序中,马建忠指出了我国语法研究的落后薄弱状况,指明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和作用,同时也就明确了自己研究语法以求实用的目的。
自从文字出现后, 与文字相关的许多学科如文字、音韵、训诂学相继兴起并繁盛起来,“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 则古无传焉。”(《文通·序》。以下简称《序》)语法学被严重地忽视了。对于古人来说,学习语言的主要手段是什么呢?是诵读,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曾国藩说: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家书》)在反复的诵读中领会作者的用意,体味语气文风,领悟为文之道。对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马建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塾师固昧然也。而一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噫嚱!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序》)这种“神而明之”不求其所以然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文通·后序》)。马建忠认为,与西洋语言一样,华文中“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如果能掌握语言的这种结构规律,就可以“与学者以易知易能”,有“知一而万毕”的作用,后生学者遵照语言的规律学习语言自然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文通·后序》)。结果必是“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文通·后序》),所以,马建忠发大愿, “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 《序》)
我们今天的某些研究似乎已忘记了要用以指导实践的目的,而走上了玄而又玄的道路,忙于创造新名词,构筑新体系,以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和标新立异的理论模式来显示学问的高深。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马建忠十分重视对真实的语言材料的分析。他广泛地搜集例句,达六、七千句之多。他在《序》中叙述写作过程时说:“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 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可见,作者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上下过很大的功夫,也只有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现代的有些研究者看起来要比马建忠“聪明”,要么从其他研究者的书中直接拿取现成的例句,要么为自己的理论生造一些例句,对与自己理论不符的例句却避而不谈。吕叔湘先生在《马氏文通评述》中指出:“这些例句里边有不少马氏所作分析是错误的或者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其中有很多是到现在还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的。但是《文通》把它们摆了出来,没有因为它们难于解说而把它们藏起来,像后来许多语法书那样。”
在《序》的结尾,作者说: “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真可谓厚积薄发。后人对《文通》批评尤甚的就是说他机械模仿西洋语法,削足适履。《文通》确是用拉丁语法的框架来描写古汉语语法的,他自己也说过:“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这无需讳言,但应注意他不仅求其所同,也求其所不同,且不说学习本身首先就是从模仿开始的,从无到有,模仿也是一种创造,也先不谈在《文通》中确有大量的西洋语法中所没有的属于他自己的创见,如在词类中另立“助字”,单单就他积十余年之力而成此编来论,他的模仿就不可能是机械的。现今的学术界很有些日产万字的学问家,如果只是单纯的照搬照套,让这些学问家来写,我想是不用十余年,也许十余月也用不了,十余天就够了。许是马先生过于蠢笨,但钱钟书先生搞译著,每日也不过五百字,就是王力先生当年为卖文章而作文章,也要为一篇千字文而耗费五个钟头,而且还为这种“为字纸篓提供供应品而内疚不已”。我们当今几日就可编出一本经典文集,对语言略知一二就要建立新体系的“大家”们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当然,马建忠在《序》中的某些说法也不尽正确, 比如,他说语法“古无传焉”,实际上从很早我们就对语法有了研究,只不过是一些针对个别词句或某个类别的零散的研究,很不全面,很不系统罢了;又如,他说语法“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实际上语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过是比较缓慢罢了。《文通》的理论体系也有很多矛盾和不完备之处,但瑕不掩瑜, 《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篇序言作为强调语法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它所表现出的马建忠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仍值得我们效法,那就是:他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虽然他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这种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重视语言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不凭空虚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踏踏实实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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