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编这一册杂文集, 几乎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不是为的仔细校正,而是一拿起它,就感到心重:翻开第一篇,就是《孩子的病》,而现在孩子已经死去了! 死去有两个月了。
一切印象都奔集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他日渐消瘦的身体里,却滋长着日渐贪恋人生的灵魂;我想起他带着病体直到送入广慈医院以前,一味直着身子要在母亲臂抱里玩乐的那种顽强的性格;我想起他由母亲抱着到我独居的蜗室里来的时候, 在他那尖尖的下巴上, 露出凄苦的微笑, 对我表示一种亲热的情形;我想起他病的一切经过——几次在医院里几乎死了过去, 又几次的挣扎过来的一切情形;小小的生命, 对病魔与死神的反抗, 是无比的倔强与坚韧; 自肺炎而痧子, 自痧子而又肺炎,终于潜伏着的病菌在他身上肆虐了。104度的热,像潮汐似的一天要涨潮两次, 于是喘息,呼喊——一种裂帛似的尖利的声音,激荡着全个屋子,足足延长了二小时,然后渐渐安定下去, 而我们的心也仿佛被这绞也似的声音绞下, 给带到半空中:慌乱,顿脚,叹息,下泪, 不知所措, 直到他安定下来,我们又觉得恍如隔世, 自己仿佛从云端抛落地上——在这可爱的人类的地上,我们和他之间, 又连结着温暖的亲子的关系了。……
最后3个月的关系是这样过去的, 多劳的是他的母亲:一面忧虑着孩子的病,一面却又担心我的安全,终于让我割断给这凄厉的叫声绞住我的心的那条索子,独居去了! 而把全天地间的忧郁,苦恼, 痛楚压碎了她自己的心,但还时时乘孩子的病稍有起色的时候,带来给我看他那尖尖的下巴上,露出一回凄苦的微笑。——这将使我终身不能忘却的凄苦的微笑呵!孩子,这是你给我最后的影子了!就让这影子活在我心头吧! 孩子!
现在是一切的物事,凡是和他有过些关涉的物事, 都成为我伤心的回忆的资料了。报纸上儿科医院的广告,法国公园,孩子坐的推车,破碎的大筝琴——(那是你用脚和用手弹过的, 孩子!)——医药上的奎宁, 葡萄糖, 曾经求诊过的医生的名字,母亲口头上为你而说的几句口头语, ……一切一切, 都使我绞心似的记起你的影子来:尖尖的小下巴上, 凄苦的一笑。
为了使母亲不至过分伤心,我还须装得若无其事的强顽;隐蔽着自己的痛楚,却去解慰别人的“同病”;我不许自己掉一点眼泪, 却益发逼着我的心直伸展到你那小小的黑棺材里——然而,我还得活泼泼地,我有我的工作。为了我既曾付予你以过大的期望,名你曰“克东”,我还须把我的生命接续在你的短小的生命的后面, 完成我付予你的期望的任务!——我从此将不为你伤心了!
我咬着牙,把这一集子编了起来了。
收在这里的文字,大半是最近一年半之间发表的。事实上也因为这一年半之间,环境要求我发表意思的机会较多,我是尽我可能的力量来应付的。文字大半在夜间匆促草成,夺去我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一。为此我白了半头的发,耳鸣不断的起伏。但在终极的意义上说,这些文字都不过是“应景”之作, 留作我的生命的纪念,是可以的;说不上什么著作。
然而竟也引起若干的“痛心疾首”者, 那是我所万万料不到的。而“痛心疾首”者们所给予我的罪名:一方面是“垄断文坛”, 另一方面是“死出风头”。更有甚的, 则是我“骂人”的作风,据说是有了 “两年以来的历史”;“破坏统一战线”,仿佛将来中国不幸而亡掉,这责任需要我个人独负的。自然, 关于这些我也无话可说, 因为我已经没有了 “理由”, 剥夺了一切人的“自由”, 于是我的说话的“自由”, 自然也被剥夺了。
我所讨厌的人是有的:一种是文坛上的市侩,对于文艺的爱好如何,我可不必去管它,但他却装着风雅的面貌, 时时对抗战放些冷箭。待人把这冷箭拔了出来,他却转过背装作若无其事似的去了,仿佛这冷箭并不是从他手中放出来的。然而暗地里却又预备作放冷箭的姿势:流言,拉拢,挑拨, 中伤,什么伎俩都有一手。其次是文坛上的恶少。狂跳, 高叫,首先用帽子给别人戴上:八股大家,老头子,共产分子,咖啡店里的革命文学家, 《鲁迅风》的什么什么, 待别人稍为给他开一点小玩笑, 则又狂叫如雷:“我将提起法律诉讼!”仿佛中华民国的法律,专为这文坛的恶少而制定的。再次是文坛上的“王婆”。能念往生经,像个佛婆似的。和人论争时, 无不引经据典。看来天下的真理会全属她的一家,然而,善于搭七搭八的胡缠。有人论到别人的相貌的端正,他也可承认,但他还必须加上一句, “嘴角的痣,却是败相”。自己也并不精于计算, 却向人问起你并不到乡下去,怎么知道乡下老百姓的实情。仿佛只有这样的“论法”,可以显出他的实在。然而,这还是表面的表现, 暗地里却勾结“帮口”, 来拥护自己。用最前进的术语,打击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兵卒。把这些“死出风头”的兵卒, 而恶谥之曰“死出风头”。听到这种“几分光”的哲学, 有时是使人只有咬牙的。而最后还有超然派的自由主义者, 并没理解到事件的真实内容, 却来噭噭然出言于众: 甲固是非, 而乙也不对。剩下的, 那就他自己:“姑苏陆稿荐, 只此一家。”……
自然, 为我所嫌憎的,也为我所被人嫌憎的。这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往而不来非礼也”, 无可如何的。所憾者, 我在这里, 却并未尽量的发展我的所谓“个性”,确实有许多的枪头, 是给好意的朋友挡回,终于截进到自己心里完事了。我明白,这些可嫌憎的四类人物,是或多或少有个共同的立场, 那就是对于“行动”与“集体”的厌恶;也可说是中国士大夫的最好“德性”。有人如果愿意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愿意把这四类的典型人物让与。自然,便是加了一个“垄断文坛”的魔鬼, “死出风头”的八股大家, “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罪人如我者尽也可以;为了“艺术底地”创造“伟大的作品”, 我决不提出抗议。
人总是苦于无自知之明。我的弱点与短处, 未必为我全都知道;但不一定非把自己的弱点与短处, 尽量向人表白,便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公正。公正是寄托在事理本身之上;不从事理的本身之上来求出公正的结论, 却歪缠到人身上去, 本来并不是很应该的。我没有把上面的四类人物的脸谱, 画在一个特定人物的脸上去的打算。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来看,我的嫌憎自然也可凝集到某一特定点上——实有的某人身上。然而我没有“投稿不遂”或“抢去了我的饭碗”、“揽断了我的出路”的私仇;一年多来的论争,我还是为了抗战。在我有时也抱着无赖的心境:请将不如激将。待给我激得他发跳起来的时候,总该能“用工作来表现了吧”。所以我的用语, 有时也经过不断的涂改与酌量。在我有时还抱着没出息的想头:如其能以我的没落,来换得别人的前进,那我将立刻打叠起行装,老死到穷乡僻壤去,不再在“于亡无利”的工作中来“死出风头”。然而,我这些愿望都落了空,冷箭依然袭来, 他们却仍旧站在原地不动。这确实可见我是“可以休矣”了。
然而庄子有言:“心固有可如死灰乎。”我总觉得一个人真要“心如死灰”, 是不大可能的;至少不能立刻“如死灰”,总得一段一段的死下去, 死到相当的程度, 自然是“如死灰” 了。因之, 我常常会记起别人对我的一些“批评”和“辱骂”。例如有人说我“倚老卖老”,“写序世家”,我就偏装作老态, 为别人多写几篇序。在这集子的第一辑里,我就特地搜集几篇序放上。仿佛我真的一天之间,老了半百。又有人说我的文章,有如“天书”,《鲁迅风》将因我的文章,会没有人要买,我也就特地搜求了4年前一篇《出卖伤风》,增加了第三辑的“天书”的篇幅。索性把这一集子, 也可叫别人少买一份。这脾气,也许又有人说是“鲁迅风”的, 那么我就索性承认: “中了鲁迅的毒。”然而谈何容易:王守仁爱吃砒霜,至今他那馀姚故居的祀庙里, 还塑着个蓝脸的像,王守仁是格竹不成, 于是吃砒霜来增长他的思索,于是建立起他的唯心哲学了, 至今岛国之民受其赐。我于鲁迅, 可谓一无理解,我正愁中毒之不深耳。但《说胡髭》, 《论照相》,鲁迅给予我的感动是深刻的,我的爱好就不免有点偏,偏到牛角尖去了,于是成为“天书”, 自是“罪有应得”。把《鲁迅风》上所发表的文章, 收为一辑,名之曰“边风录”者,也就是在《鲁迅风》的一群中,我只吃到一点“边风”而已。而这边风还不一定是鲁迅先生直接吹过来的,是《鲁迅风》的一群中激荡出来的一种“风”的“边风”。
其次, 第四辑里的文字, 大部分是发表在我编的《公论丛书》里。没有后台老板,钱少, 文章往往不易拉拢, 无已, 只有自己“凑数”,也就凑出这些东西来了。但因为篇幅太少,仿佛不成样子。中国人是爱讲中庸,也爱讲匀整的。我也难免例外,就搜集其他方面发表的文章凑上, 够个数儿。我生平最不愿在文章上也受束缚的, 然而, 据说理论文章,应当有条有理, 于是我也有条有理起来了。“捉住马头饮水”,捉住者看马的一脸的愁苦,也许是快乐的, 但自己的头被捉在别人的手里的马的心境,大概没有人会想像得出来;虽然那马也知道:要跑路, 总得喝水, 且于身体有益, 捉住者用意何尝不好,然而马总无法摆脱它的不羁之心:它爱好驰骋, 它爱好自由,它又爱野,这真难乎其为马了。一年多的我的文字生涯,大都在如此情形下产生;尤其是这一“公论之侧”的“凑数”文字, 更使我宛然记起落笔的当初的这一情景:浅薄的理智却要羁住我倔强的感情。悲哉!
第二辑“支抄”写出以后,确实是想继续写下去的。但因为5月带来了上海暴风雨的幻影, 工部局当局,派出大批巡警,挨家挨户的搜索“抗日分子”。据说我是应该躲起来了。其实我还不曾营生圹,躲到人世之外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些告密的宝贝,把我一连串的笔名,全都展览了出来。仿佛代敌人汉奸布下了防我脱逸的网,我真的非躲一躲不可了。于是就“躲”, 索性把文章也躲到肚里去了。“支抄”就此绝笔。但支店既然开出,货色还须配备。这就把散在各杂志上的旧文章, 来充当这支店的新货色。有人要说这是卖野人头, 那也无不可以。不幸最后一篇《形式逻辑与“绅士辩证法”》又得罪了人。这是非常抱歉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也不把这业已得罪了人的话删去, 改换我自己的“脸谱”。
我既然是“写序世家”, 那么对于写自己集子的后记, 自然是“世家之世家”——“斫斩老手” 了。我也不必遮羞。不过胡绉先生有一句话, 是使我没世不忘的。在我为程造之先生写《地下》的序里, 曾把我因为孩子的病,没有很快读完这小说的事和仄歉的心境写上,而且说, “……我却带着这一册作品出走。人固有爱自己的孩子的权利,但人更有敬爱别人的心血的义务”。而胡绉先生竟骂我连在为别人写的序上,都把老婆儿子写上了云云。这真是一瓢极凛冽的冷水——对于我。不知爱自己的“心血”的, 怕也未必真会爱别人的“业迹”。对这些无赖的笔墨, 我将可怜他们呢, 还是仍旧报之以憎恨?憎恨吧, 反正是已经憎恨过了!我也不管!
自从孩子死后,我益觉得别人的孩子的可爱了。我常常留意街道上里弄间相遇的每一个孩子的面影,有没有那尖尖的下巴, 露着凄苦的微笑。我接近他们,有时去拥抱他们,但总遭拒绝和白眼, 不忍那孩子的父母发生无谓的猜疑和忧虑,我又远远的离开了。人世是这么隔膜的!但我明白这症结的所在。我想:在作为“人类的孩子”而被抚育的社会里,我将会看到些活泼, 亲和,接受一切人的善意的爱抚的孩子吧。到这时候,我也许会抹掉我的孩子给我的阴影:悲凉的凄苦的微笑;而我这一集子的文字,也大可以烧去了。生命有了大的寄托, 我又何求于“自己的纪念”!
1939年11月2日上午,巴人记
(《生活·思索与学习》, 上海高山书店1940年出版)
赏析 《生活·思索与学习》是巴人写的一本杂文集。本书共分四辑,收入的文字,大多是距成书近一年半之间发表的。从这篇后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编写过程,以及领略巴人的杂文风格。
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在内忧外困的境况下编辑出版的。爱子的夭亡,外界的攻讦,都给巴人以沉重的打击。本篇序中, 巴人以很大篇幅写爱子病中痛状和自己为此受到的精神熬煎。读这段文字,我们品味到的是浸透纸背的苦涩与痛楚,字字含情,满篇皆血!可怜的孩子,满怀对生的贪恋,却在病魔的惨酷折磨下渐渐走到生命的终点。而作为父亲的巴人,却在儿子尖利的哭喊与痛苦的挣扎中无能为力,束手而待,这种噬心的苦痛决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即便如此,巴人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满怀着对爱子的挂念与祈盼,继续编辑这本杂文集。但他的文章,却召来所谓的“正人君子”的攻讦,种种骂名如潮水般向他涌来,或栽脏陷害,或寻衅报复,或出于意气,一时间把他推到崖边。于是他不得不战斗,同种种对手及敌手作斗争。因而,在他沉郁悲痛的文风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于爱的宽怀中不乏对敌的无情嘲讽与戏谑。
纵观巴人杂文,其笔锋辛辣、犀利、极富战斗力,颇有鲁迅遗风。这种文风,不但是时代使然,更是作者学识丰厚、洞察秋毫的敏锐的表现。他的文章,行文逻辑严密,攻守自如,语言简洁,富有感情,且善于刻画形象,这一点与鲁迅极为相似。如在本篇后记中,他批判文坛上的不良倾向,归纳为四种类型,即“文坛上的市侩”、“文坛上的恶少”、“文坛上的‘王婆’”和“超然派的自由主义者”,一针见血地点出他们的性格特征。这样,批判的对象活生生地凸现在我们眼前,有血有肉,具体可感,因而笔墨就越发具有杀伤力。而且,他没有忘记幽默与反讽,也从不把自己看作局外人远远地推开,而是融自我于风趣的笑骂中,取得一种可亲可信且淋漓尽致的效果。
杂文是时代的产物,从这篇后记中我们就能看到时代印迹。当时虽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战期间,但统一战线内的明枪暗箭、造谣生事却引起很大的矛盾。巴人立场坚定,从全局出发,对各种不良现象做出有力回击,表现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从侧面维护了抗战的统一局面。杂文是时代的镜子,更是作家人格的写照,它折射着一位强忍失去爱子之痛却为正义呼喊奔走的战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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