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其二)·宋·李清照》原文与赏析

宋·李清照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 中兴碑上今生草。

不知负国有奸雄， 但说成功尊国老。

谁令妃子天上来， 虢、秦、韩国皆天才。

苑桑羯鼓玉方响， 春风不敢生尘埃。

姓名谁复知安史? 健儿猛将安眠死。

去天尺五抱瓮峰， 峰头凿出开元字。

时移势去真可哀， 奸人心丑深如崖。

西蜀万里尚能反， 南内一闭何时开?

可怜孝德如天大， 反使将军称好在。

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

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苑桑〕热闹的意思。〔羯鼓、方响〕皆为打击乐器。〔开元字〕唐郑棨《开天传信记》云：“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头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里望见，谏官上言，乃止。” 〔春荠〕春天的荠菜。高力士流放途中，见巫州人不知荠菜可食，因赋诗：“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

这首诗为唱和张文潜《读中兴颂》而作。《中兴颂》，全名《大唐中兴颂》，为唐代诗人元结所作。论立意，张作有异于元作，元作对唐肃宗极尽颂扬之能事，张作则旨在歌颂中兴名将郭子仪的赫赫战功，对唐肃宗只字未提。然而一旦触及“安史之乱”的酿成原因，也免不了把杨贵妃当作罪魁祸首予以贬斥。而李清照却独具慧眼，立意卓越。她既不满意张作之一味歌功颂德，更反对女祸误国的偏见。

“惊入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起首两句，发唱惊挺，笔力苍劲。出句极言由乱及治变化之快;对句描绘中兴碑历经沧桑、满目凄凉之状，其深层内蕴与另一首唱和之作所云：“著碑铭德真陋哉”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这两句显示出与张作迥异的主旨，张作旨在歌功颂德，李作却着眼于挖掘“安史之乱”酿成的历史根源。然而，歌功颂德虽为张作的主旨，但在诗的发端，作为“引子”，却也触及“安史之乱”酿成的原因。“玉环妖血无人扫”，张作愤然谴责之声，极鲜明地提出“女祸误国”的观点。李作却针锋相对，慨然发问：“谁令妃子天上来”?略有历史常识者便不难回答这一简单问题，权奸的蒙蔽，唐玄宗的重色，终致杨玉环身价倍增，贵为宠妃。唐玄宗晚年腐化，重色而倾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以至对边庭之事略无所知，对安禄山姑息养奸，这便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诗人一句反问，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岂止贵妃无辜，“虢、秦、韩国皆天才”，贵妃三个姊妹，皆为天生丽质，何错之有?至于玄宗重色而误国，那是咎由自取，岂能怨得他人!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揭示出酿成“安史之乱”的历史根源，史识不凡，直令巾帼压倒须眉!

“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这两句在全诗中有承上启下的结构意义，上承对玄宗的批判，下启对玄宗的同情。曾几何时，唐玄宗尚在自我陶醉，异想天开地要把“开元”二字镶刻在华山之峰巅，以企彰扬治世功德于千秋万代。不料渔阳鼙鼓惊天动地而来，“安史之乱”改变了唐玄宗的命运。“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两句，表明诗人对唐玄宗英雄末路之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奸佞之狡诈丑恶的痛恶。唐玄宗失去皇位，反为小人挟制。他被迫迁出“南内”，途中遇唐肃宗亲近的太监李辅国率数百名骑兵，“露刃遮道”。李隆基为之震恐，几乎坠马，急命高力士以善辞安抚诸将，以免不测，其狼狈之状历历如在眼前。最后，以高力士不敢论及李辅国、张皇后专权擅政等朝廷大事，而只能吟唱无聊琐事收束全诗，进而渲染了唐玄宗失势后的困窘。

这首诗约作于北宋末期，其时，朝政日渐腐败，边庭多事。诗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历史，揭示“安史之乱”的历史根源，着力表现唐玄宗腐化误国的罪责及其悲剧命运，并深刻揭露祸国奸人的丑恶面目。托古讽今，对北宋君臣寄托深切的讽谏之意，其用心可谓良苦。

易安居士以词名世，其实，她的诗亦颇具特色。论风格，诗、词迥异。词多写儿女私情，婉约柔细;诗多写国家大事，豪迈刚劲。本诗即体现了这种豪迈刚劲的艺术风格。它笔力遒劲，用典精当，见识卓尔不群，笔触纵横捭阖——或叙玄宗荒淫骄盈之过，或状玄宗末路可怜之相，无不掉转自如。从而形成舒展阔大、跌宕起伏的磅礴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