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诗(其二)》言情赠友诗歌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
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
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同其一一样,这首诗也是从时光的流转、季节的交替入手的。“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皎皎”,洁白明亮貌。“清商”,古人以五音中的商与秋相应,故而清商在此处指清冽的秋声。“溽暑”: 指潮湿闷热的盛夏气候。“阑”,残尽。所不同的是,第一首时值冬去春来,而第二首却逢“天凉好个秋”; 第一首对于季节的交替只是点到为止,惜墨如金,而第二首却竭力渲染,惨淡经营出一幅极为具体、明晰的“清秋凉月图”。
我们知道,自宋玉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 (见 《九辩》 ) 的慨叹以后,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秋天就与伤高怀远、悲愁苍凉结下了不解之缘。瑟瑟秋风自不必说,就连那轮皎洁的月光,也都变成了一片伤心的美丽,一个遥不可及的回忆。不仅如此,潘岳在这里还将炎夏的溽暑和初秋的清风并置一处。炎夏溽暑固属难奈,然而初秋清风果真惬意吗?联系下文,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第一首诗中的“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更可以发现,对于潘岳来说,无论是“寒暑忽流易”的早春,还是“溽暑随节阑”的初秋,无论是炎夏,还是隆冬,触目伤情,触处伤心,没有片刻轻松过。
面对这如水凉月、瑟瑟秋风,诗人不禁打了个寒噤,发出“谁与同岁寒”的慨叹,而这“畏寒”之心绝非仅仅出于物质上的贫穷匮乏,更多的是由于心绪的孤寂和悲凉。因此,即便是“重纩” (厚重的棉被) ,似乎也难敌这初秋的凉风。
从结构上来说,“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四句,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然“凛凛凉风升”而又“岁寒无与同”,那么居室中是否能暖和、温馨一些呢?于是,就非常自然地转入对室内景物的描写: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 “眄”,斜视,这里指内心怅然不平而视的情状。“簟”,竹席。“李氏”,即李夫人。详注见其一。本想躲开那恼人的秋风和那冰凉的秋月才步入室内,然而呈现在眼前的却是尘封蛛网、悲风盘桓,一派荒凉、晦暗、阴气森森的景象,这怎能不使作者深感无处可逃而抚襟叹息、涕泪沾胸呢?
也许,这泪水已经克制了许多时日。因此,一旦打开感情的闸门,便再也无法自已: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如果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眼泪则可以说是对那“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追怀和祭奠。在这种悲伤的追怀和虔诚的祭奠中,亡妻那端庄娴静的身影,仿佛又浮现在诗人眼前,那温柔婉转的嗓音,依稀又回荡在作者耳边: “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寝兴”,本意为入睡和醒来,此处指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亡妻的阴影中,对于生者死者都没有任何益处。诗人也希望自己能够像“齐万物,一生死”的东门吴和庄周那样,忘怀一切,从痛苦中超脱出来。然而痴绝的他却怎么也无法做到,于是只好 “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了。“东门吴”,战国时人。据载其人子死而不忧。后世因以为达观者之称。“蒙庄子”,即庄周。因其为蒙 (即今山东蒙阴境内) 人,故称蒙庄子。详注见其一。
岂止不够达观、不够超脱,相反可以说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尽管诗人在三首 《悼亡诗》 以及另外一首 《杨氏七哀诗》 中,“淋漓倾注,宛转侧折”地倾吐了对于亡妻的眷念之情,然而还是觉得难以写尽胸中的悲凉和哀伤: “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足见诗人对于亡妻的爱多么真挚深沉、刻骨铭心!
然而,所有的灾难都不能不承担,所有的痛苦都只能一个人在心中默默咀嚼。在强大而又神秘莫测的命运面前,弱小的众生灵都无处可逃,无法选择,更无从改变。因此,诗人最后只有发出忧惧难挨而又无可奈何的叹息——“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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