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桓帝初城上乌童谣》原文|翻译|注释|赏析

《后汉桓帝初城上乌童谣》原文|翻译|注释|赏析

[汉]民歌

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

此诗收在《乐府诗集》第八十八卷，属《杂歌谣辞》，为乐府古辞。最早见于《后汉书·五行志一》，录者认为它是“为政贪”而作，这是对的;但其解释斑驳错杂，为“公为吏”至“百车东”四句叉入往击蛮夷之事，大违诗意，且又系在桓帝初年，断为征兆诗，更背本旨，实不足凭信。我们认为它是一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但它的感触点不止一个，而有两个：一个是梁冀亡诛，一个是灵帝买官。因此全诗实为两首诗组成：前六句为一首，后六句为一首。大概录者为了自圆其“五行”之说而把它们稍事修改连缀在一起，系在桓帝初年。我们应该还其本来面目。当然仍可以当作一首诗来读，只是系年应“桓灵之世”，可以看作一首人民群众长期酝酿而成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一代又一代大大小小的统治者贪焚本性的深刻悲愤和尖锐嘲讽。前六句是缘梁冀伏诛，新贵受封之事而发的。

开首两句用比喻的手法讽刺和抨击了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乌鸦和统治者在本性上都贪婪，这是神似。乌鸦群踞城头，统治者云集京师，这是形肖。但是还有更妙的呢。这些乌鸦都欠缺了尾巴，而这些高不可攀的统治者(皇帝、贵族、宦官等)也无后。不是吗?东汉自和，安之后，皇帝多暗弱早亡。顺帝刘保也是三十而亡，留下一个刚满二岁的孩子刘炳，在皇太后的怀抱中即皇帝位(冲帝)，但几个月就夭亡，此后再无继嗣。不得已只好往远亲中先后迎立刘缵(质帝)刘志(桓帝)，这是皇帝无后的证明;顺帝后期开始掌握朝政的外戚，大将军梁冀，虽盛极一时，权倾朝野，虐害天下近二十年，而今一旦伏诛，也是“中外宗亲无少长皆弃市(公开处斩)”，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这是贵戚无后的证明。至于宦官，本无生育能力，其无后更是不言而喻。六字之中，三重妙喻，穷形尽相，可谓有化工之妙。而其句式之精短，涵容之广阔，亦可谓有咫尺千里之致。

中间二句写梁商父子之事。“父为吏，子为徒”是说梁商以外戚居大位，虽虚已进贤，恭俭自守，常载租赈贫，有良吏之风;但懦弱无威重，竟不能防止儿子梁冀成为罪犯。据《后汉书·梁统列传·梁冀传》载，梁冀从小就品行不端，又不学无术，但却混到了河南尹的要职。梁商的友人洛阳令吕放向梁商报告梁冀的非法行为，希望梁商加以管束，梁冀就暗杀了吕放并嫁祸于吕放的仇人，把这个仇人家满门抄斩，以塞人耳目，对此梁商也毫无察觉。梁商死后，梁冀竟承袭了他的地位，登上了大将军的宝座，从此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犯罪，：打击异已，陷害忠良，滥杀无辜、横征暴敛、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及其伏诛，收其财产，竟至“县官白卖合三十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人们不禁要问：“梁商这样的良臣，为什么会生养出梁冀这样的不肖之子?”其实原因就在于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体制，在于这封建的世袭制和裙带关系。

后二句写梁冀伏诛，新贵受封之事。 “一徒”意近“一夫” 。梁冀残贼天下，朝野莫不恨之入骨。一旦伏诛，普天同庆。 “一徒死”就隐隐流露了这种气象。但是作者马上又提醒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一股新的残贼势力正在按照梁冀势力产生的途径滋生出来，这就是以谋诛梁冀之功受封的五个万户侯新代表的宦官势力。 “百乘车”象征了这股势力的强大和人数的众多。正是“长夜沉沉遥末央”啊!

后七句是缘灵帝于西邸卖官之事而发的。

头两句回顾了永康元年( 167年)，桓帝死，窦太后与其父窦武遣刘倏，曹节率“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余人”到河间国迎立刘宏(即位为灵帝)之事。 “车班班”形容当时车队的整齐华盛。刘宏是被刘修当作“国中宗宝之贤者”推荐给窦武的，那么，他究竟如何呢?当时他年仅十二岁，还是个未成人的孩子，评语暂不好下，还是先来看看他的母亲，他的“导师”，一位“河间姹女(少妇)”吧，未来的灵帝就是她的影子。

中间三句向我们讲述了这位少妇的“专长”、“成绩”、内外特征。她的专长是“工数钱”，即精于查钱。他用钱装满了自己的后室，用金子堆满了自己的前厅，却还要装出一副常常不足的样子，让人认为自己舂黄粱吃，以示生活的清苦。这与《后汉书·皇后纪·孝仁董皇后纪》的有关记载完全吻合。据该文载，董皇后这位“河间姹女”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就是她指示灵帝“卖官求货”，致使“自纳金钱，盈满堂室”的。诗篇通过对她的刻画，揭示了灵帝卖官的深层内幕，也暗示了灵帝的成长过程。

最后两句勾勒了司法机关的污浊残暴。 “丞卿”是指汉代朝廷司法机关的正副首长——廷尉卿和廷尉丞。“悬鼓”是指其府门内供喊冤告状用的鼓。东汉初以法制严明著称，光武、明帝之世，虽元勋、贵戚，三公犯法照样依法治罪。但章、和之后，法令渐弛。顺桓以降，法律更伦为权贵的奴婢。灵帝亲任宦官，受毒乃母，荒淫无道、贪得无厌、怪诞秽丑、残酷暴虐，连祖宗之制都不放在眼里，法律就更不在话下。所用的执法者当然不免是些俯眉承睫、趋炎附势的家伙。那么对于这位亲手教养出来的儿子作了皇帝的妇人，他们当然就是顺承还犹恐不及，哪还能容许谁来告她呢?你敢来击鼓告状，他不把你问斩才怪呢!即使你仅有这种想法，他窥出来也会给你安一个什么罪名吧!作者在此仅用寥廖几笔，就将丞卿们的狰狞面目暴露无余了。生活在这种残酷昏暗的政治下面，人民将忍受无穷无尽的苦难，郁积无边无际的怨愤。这可以说是黄巾起义暴发前夕人民群众普遍心理的真实写照。

总的说来，这首诗的特点是“形散神聚”。全诗以刺贪为主线，以“城上乌”为聚焦点，把从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至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近二十年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紧紧贯穿在一起，累累如贯珠;又把它们首尾相连，历历如结环。展开来读，婉如一幅世风民情的长卷。其反映现实之广，涉及年代之长，主题思想之集中，都属罕见。可谓古代民歌中的上乘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