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哀“八旗子弟”》原文|注释|赏析

秦牧《哀“八旗子弟”》原文|注释|赏析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向干部讲话，曾经告诫，干部子女应该好好学习，奋发有为，不要学“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沉沦下去。周恩来同志关于“莫学八旗子弟”的名言，素为许许多多的人所熟知和折服。

“八旗子弟”是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蕃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 “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 “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个别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 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 “光荣” ，祖辈的 “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 “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发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再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 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不自己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印象的一斑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 “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 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爱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这自然也不是指的具有旗籍的一切人物。“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十分不同凡响的。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以后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八旗子弟”，只是指的没落沉沦的那一部分。因此，在这里，这个词儿应该当做一个特定的名词来看待才好。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象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所以沦落以及他们当时生活方式的一斑：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的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的人物去当什么 “参领” “佐领” 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时，扬言 “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 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大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么!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 “八旗兵” 的颟顸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一。后来的 “八旗兵” 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凭血统关系，而不是凭赁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躺在祖先的 “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始料所不及的吧! 早期的八旗将领，过的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我们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还可以从那里的建筑，想见早年八旗主帅戎马倥偬生活的一斑。沈阳故宫的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地。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每天十块钱的现代旅馆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各个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这些“将军”大抵也是不会带兵，不会骑马射箭，锦衣玉食，优哉游哉的家伙。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曾经孳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从这方面看起来，西方的资产阶级，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最少在这些方面，资产阶级，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致力于让自己的儿孙一直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闲适生活，显得稍有见地一些。虽然在希望骑到人民头上，“独邀天恩”“百世其昌”等方面，他们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

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 “八旗子弟” 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 “染色体”过非份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溺爱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份享受，教育他们自命高人一等，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 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 “高衙内” 、“鲁斋郎” (按： 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 有的! 作为司令公子的 “杭州二熊” ，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 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撮，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可以说有那么一小批了。周恩来同志的告诫： “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气习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 “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 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好变坏，从勤劳变懒惰，从高尚变卑劣，并不是稀奇的事。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的范围，比“子女教育问题”，是还要广大一些的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81年底于广州

(1982年第1期《昆仑》)

赏析 这是一篇比较长的杂文，但读起来并不觉长，因为文章所谈的是个重大问题，又资料详实，理趣交融，确实是秦牧的一篇力作。

关于较长的杂文，唐弢曾说过一段话： “我开始写作时，写短文多一些，鲁迅曾劝我：你在写短文之外，也可写些较长的杂文。写长的杂文，说理可以说得透，是思想斗争的好武器。如鲁迅的《写在深夜里》，《我要骗人》，都较长，都写得好。”这段话，关于杂文长短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杂文也是有层次的，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报刊，不同的读者对象，其篇幅可长可短，不能强求一律。

秦牧这篇杂文的主题，是说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如何避免腐化的问题。无疑的，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所以多用点文字是值得的。对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作了精心的研究，从八旗子弟的产生，到以后的演变，以及它的结局，做了系统的论述。接着上溯到明代的朱元璋，下延至民国的浪荡子弟，最后转到现实社会，既谈到西方的资产阶级，又谈到东方的无产阶级，真是上下越千年，东西超万里。用这样大量的材料，总结了由兴旺发达走向腐败衰亡的教训。而且指出，这不仅是个“子女教育问题”，而且对于某些“大人”也是必须警惕的。文章结构严谨，文字精炼，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完成这样一个较大的主题，没有一定的篇幅是不行的。

关于杂文的长短问题，秦牧曾在1985年1月1日《杂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杂文都应该姓“短”吗? 》其中说： “杂文再分起类来，可以有时论性杂文、学术性杂文、科学漫谈、读书笔记等等杂文，它们很多可以控制在一千字左右，但也有非一两千字、三几千字不能曲折尽意的。有时，引述一个典故，或者连续几个故事，藉以阐发幽微也未尝不可(这常常可以增强杂文的形象性)。但是这样一来，字数就难免多一些了。”他还打比喻说： “不能用 ‘千字文’这对鞋子，给所有的 ‘杂文先生’ 、‘杂文女士’ 穿，事实上，他们的身材既非一律，鞋码也就必然有所不同。”这就是秦牧的杂文长短观。如能把他的理论表述和写作实践对照起来加以研究，将会得到更多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