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诗篇抒写了诗人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家乡的喜悦。
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收复了洛阳和郑、汴等州,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纷纷投降,绵延了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将告结束。此时杜甫正流寓梓州,消息传来,诗人喜极而挥墨,写下了这篇“平生第一首快诗”。
开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两句,真切地写出了诗人那种喜出望外、乐极而悲的情态。一个“忽”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消息来得突然。剑外,即诗人多年漂泊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如今蓟北被收复,叛乱将平息,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尤如一声霹雳,激起了感情波澜。诗人惊喜的洪流渲泄而去,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涕泪满衣裳”,正是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逼真地显现了悲喜交集的诗人形象。这“涕泪”之中有欢喜之泪,亦有告别苦难的泪,复杂的感情变化,诗人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了形象的描绘和概括,细腻而真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诗人用“却看妻子”和“漫卷诗书”两个连续性的动作来继续表述内心的惊喜。“却看”即回头看。同受苦难的妻子,也是一扫往日的愁颜,“欲狂”的喜悦心情使诗人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合家共享胜利的喜悦。
诗人承“喜欲狂”又作进一步抒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放歌纵酒”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是诗人欢喜的“狂”态;“还乡”是诗人欢喜的“狂”想,在这春暖花开之际,诗人将携妻儿返回故土,结束这颠沛的流离生活,怎能不使人欣喜若狂!进而诗人作了想象的驰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弹指之间,已回到了故乡。惊喜的情感也随之升到最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
在尾联句后,诗人有一条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人因战乱而漂泊剑外,不能返回洛阳老家与家人团聚。早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当他听到李光弼破史思明于河阳的捷报后,作《恨别》诗说:“洛阳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新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而今幽燕已破,“一别四千里”的洛阳老家即日可归了,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当然是喜悦至极。诚然,诗篇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的惊喜心情,至于还乡的路线、行程,皆是设想。诗人至大历五年卒于耒阳,始终未能回到洛阳。
诗篇感情真挚,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它各句均在抒发诗人的惊喜之情,情真意切,奔涌直泻,正如前人所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王嗣奭语)诗章语言朴实精练,后六句皆是对偶,却又明白如话,一气呵成。如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其中“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四个地名既句内对偶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两句又用“即从”、“便下”关联,形成了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即从”、“穿”、“便下”、“向”几个动词将“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贯串起来,出现了疾速飞驰的画面,不仅准确地表现诗人想象的飞驰,而且也高度准确地描绘了实境,两峡间的水域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而下,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则是陆路,乃用“向”,可见诗人用字词的凝练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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