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生·[汉] 《乐府》》原文与赏析

[汉] 《乐府》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乌生》亦名《乌生八九子》，属《乐府古辞·相和歌辞》，是寓言体的禽言诗。它语言浅近，不借雕琢，完全像随口道出，但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妥贴。为汉乐府中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杰之作。

全诗可分四个部分。开首十一句写老乌在庭树间被害，死不瞑目，“魂魄飞扬上天”的悲惨事件。“端坐”一词写尽了主人公的安然与良善。“游遨荡”三个同义词叠用，说尽了此“子”的可恶和作者对其的深恶痛绝。两相对比，正好反映了善恶颠倒的社会现实。并为下文的生发拉开了帷幕。第二部分五句，写老乌深悔不该从“蹊径窈窕”的“南山岩石间”徙于“秦氏桂树间”的心态。紧接着第三部分七句，以铺陈的笔法、众多的事实极写被祸的不可避免，从而受到了无可奈何的启发。最后三句，点出了“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的诗旨。以画龙点睛之笔，使全诗降下了帷幕。然而诗虽结而意未央，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像。

俊鸟择枝而栖，是自然之理;无端被害，死不瞑目，是自然之理;鹿潜西苑，鹄飞高天，鱼游深渊，适者生存，也是自然之理。然而，稳在家中坐，事从天上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祸灾，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吗?不，显然不是。“西苑”中的“白鹿”之所以变成“鹿脯”，那是“射工”所为;“黄鹄”、“鲤鱼”之所以被“烹煮”，那是“后宫”所为;老乌被祸，那也是配得上用“睢阳强”、“苏合弹”的“游遨荡子”所为，一句话，这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所为。为了他们的盘中餐更为丰盛，为了他们杀戮成性的嗜好任意发泄，他们不惜白鹿、黄鹄、鲤鱼这些弱者的生命，甚至连安然而良善、生有八九子的老乌也不放过。可见，这是他们的本性。也是本诗所具有的认识价值。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是本诗借禽言将“人”与“禽兽”相对比。人是万物之灵，是高尚的，与禽兽不可相提并论。然而，以诗中所述的事实看，禽兽却是高尚的，善良的;而人反而是万恶之源，是残害良善的刽子手。在这里称为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人变成了“禽兽”，而软弱善良的禽兽却变成了“人”。这就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当时正义与邪恶的颠倒及阶级斗争的激烈。

然而，汉代正处在封建主义上升时期，人民只能通过血淋淋的杀人和被杀的社会现实，就事论事地认识社会现象，而不能看到它的本质，当然也就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出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分散的农民和处在商业还不太发达的城市中的平民，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做皇亲国戚的盘中餐、达官显贵的着弹靶。他们不平，他们愤怒，甚至揭竿而起，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总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天理被亵渎了，善恶被颠倒了。他们悲观，他们失望，他们被挤在死亡线上，要么就去死，要么就寻一条自我解脱的办法，这就是听天由命。“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的诗旨，正是当时人民心态和人生哲理的反映。

这里请注意，《乌生》的听天由命的人生哲理是大火过后的灰烬，是洪水泛滥后的泥泞，是暂时的一种人民心态，它同老庄思想、道家方术不可视为一宗。与其说乐府《乌生》中“人民生各各有寿命”的思想是道家思想，毋宁说是道家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温床。充其量，两者不过是异源同流而已。由于同流，历代评家多将《乌生》误以为“祸福无形，生死由命”的道家思想，甚至说它是神仙度世点化之说，这种观点恐怕是不科学的。《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并可以观风俗之薄厚云。”《晋书·乐云》又云：“凡乐章古辞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以上记载，明明说《乌生》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世民歌，是收入乐府的民间口头创作，哪里可能是远遁世外、自视清高的神仙度世点化之说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区别开了道家哲思和人民在统治阶级重压下暂时形成的听天由命、自我解脱思想的不同，就能更好地鉴赏《乌生》的认识价值。明明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乌生》所反映出的思想却正好与此相反。逆来而顺受，听天由命，这正是封建社会残酷压迫的必然产物。特别是本诗采用了寓言体的禽言形式，这就使“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这种思想形成的根源更加叫人觉得鲜血淋漓。“端坐”的老乌死了，雏乌还要活下去，还要思考，怎么办呢?“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吧。然而，地火在地下燃烧，洪水泛滥后的泥泞终究要干，大火过后的灰烬还不会完全熄灭。诗中字里行间闪烁的火星，正在聚积着力量，终有一天会燃起熊熊大火，烧尽人世间的不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