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城楼·[唐]李商隐》原文与赏析

[唐]李商隐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以登高远眺为题材的名篇，在我国诗史上可以说代不绝书。从审美意识的本质说，这是传统文化中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的历史传统。它们之所以获得卓越的成就，也正是因为诗人所见者远，所感者深，并非停止在游目骋怀之中，也不是刻板地摹写山川景物，而是在登临纵目中，或者有感于万方多难，为苍生扼腕，或者痛惜匡时济世的抱负不曾舒展。视野之广开拓了他们的胸襟，也激发了他们的昂扬意气，发为亦愤亦忧的诗章，使读者为之同情，为之郁勃，李商隐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名篇，也正因为有它的深刻内涵。它浸润了儒、道二家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既包含老杜的“致君尧舜上”和“古来才大难为用”的观念，又神往于老、庄的无为自化、逍遥纵恣的境界。这种思想的兼容并蓄，便成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中国不少文人服膺的人生准则。这种既即世而又避世的心态，在历史上原就屡见不鲜，然而在李商隐笔下却表现为功成然后身退，先之以儒、然后归于道，这是别开蹊径的。这内涵不仅思想深刻，还表现了中国文人心态的长期积淀，政治参与意识与现实超越意识二者的交织。

李商隐一生中，不止一次地写过登楼或登城的诗。这首诗是他早期稍后的作品，表现了少年气盛的锋芒。后来他在桂林时期又曾写过一首叫《城上》的五律诗，满怀感慨地抒发了他的一腔愤懑，既写出为唐王朝的风雨飘摇而殷忧，也抒写自己具有贾谊一样的文才武略，但却为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而致以悲慨。俊发遒炼，不失为一首佳作。不过比起《安定城楼》来，无论是抱负之雄、笔势之壮，或者是音韵之铿锵、鞭挞之尖锐，都要稍逊一筹。

《安定城楼》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李商隐考中了进士以后，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了一名幕僚，并娶了王的女儿。可从此他不幸地被卷入中晚唐时期持续达数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漩涡之中。因此，这一年李商隐进士及第后参加吏部考试时，便受到当时朋党势力的排挤，不幸落选，失意地返回泾原。正是春风吹绿，杨柳婆娑的时节，他登上了安定城楼。定安城，故址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北。诗人在纵目远眺之际，不禁产生了哀国忧时和自伤身世的无穷感触。

诗的第一联首先从安定城楼写起。诗一开头就突出的自然景物，是作者最最关心和为之目注神驰的东西，也就是同他的哀国忧时和自伤身世的感情最最吻合的景物。这里包括城楼本身，也包括城楼下面一片为柳荫笼罩的水中的沙渚。“迢递”极言安定城蜿蜒之远，“百尺”极言安定城楼之高。显然这境界突出了诗人的高标挺拔，与第二句韵味稍有不同。“绿杨枝外尽汀洲”的风致，不仅高旷，而更带着一点迷蒙。这就是说，绿阴披拂，烟波浩淼，无不带有朦胧色彩。高旷和迷蒙的交融，这恰恰传写了李商隐落第不久后的复杂心情。高旷，体现了诗人因遭遇坎坷而分外增强其狷傲之情;迷蒙，寓有在极目韶光、岿然独立时，作为一个不得志的古代文人的苍茫百感。这两种感情因素可以说为全诗奠定了基调。

如果说首联以突出眼前所见所感擅长，那么颔联却是藉历史人物寄寓感慨称胜。年青而胸怀大志的贾谊曾经向汉文帝上书，奏章一开始就说当前的国事，值得“痛哭”和“流涕”。诗人用贾生相比，说明他和古人的怀抱相同，忧念时局相同;而贾生的建议不为皇帝所用，较之自己的应试不中，又复相同。至于王粲，则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登楼赋》的作者。他十七岁时流浪到荆州，投靠荆州刺史刘表，是个怀才未展的人物。李商隐在落第远游之际，同这两个古代才人的命运不由产生共鸣。不过，这两句情调、笔法又互有区别。“贾生”句感慨而兼沉痛，王粲句感慨而兼俊逸。

颈联两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这首诗的警句，以生动的形象显示了诗人的人生观，后来曾为王安石所激赏。由于其直接抒发怀抱，较之首联的借景抒情、次联的借历史人物而言志，都有很大差别，对深化诗人的壮阔和忧愤之感，可以说恰到好处。先之以侧写，以烘托，经过一再酝酿以后，现在自然是到了喷薄而出的时候了。作者用春秋时代范蠡佐越王勾践灭吴，功成身退，“乘扁舟游五湖”的典故，表示自己的光风霁月的胸襟，绝非贪恋利禄之辈。不过，他又不同于那些一味高蹈而不问社稷苍生的隐逸之流。他只是希望在等到自己旋乾转坤，澄清了当前国家的混乱局面以后，也就是唐王朝中兴之时，才去乘一叶扁舟，以满足他一贯向往的、得以在晚年遨游相忘于江湖的宿愿。这短短一联，把诗人的“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理想统一起来，不但精炼简明，而且形象也十分突出：经国济世、力挽狂澜的理想，体现为“欲回天地”的巨人气魄;淡薄名利、功成身退的志趣，活生生地具体表现为一叶扁舟中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徜徉于江湖之间的图画。回转天地，这是何等慷慨豪迈!扁舟徜徉，这又是何等潇洒飘逸!但二者并不抵触，它们恰恰传写了诗人的崇高胸襟，以匡时始，以归隐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对矛盾中首先拈出“永忆江湖”，好像诗人所强调的只是隐逸。但竟想不到的是下句忽然以雷霆万钧的神旺之笔，破空而来，突出了归隐的前提或条件，那便是“欲回天地入扁舟”，表示只有等到“功成”，才能“身退”。这一前一后，形成颈联的一副平行对仗，但却又表现了上下衔接而又互为转折的关系，加强了笔势的雄遒、盘拗和飞动。

结尾一联“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借用《庄子》寓言以比兴言志，作为结束，笔酣墨饱中显示出诗人的崇高怀抱，正和开头所写的百尺城楼的矗立互为融合。虽说一人一物，一虚一实，各有不同，但情景交融的境界却是统一的。诗人把当朝的一些小人比成鸱鸟，把襟抱崇高、违时忤俗的自己比成“鹓雏”(凤凰)。正告那些贪恋腐鼠“美味”的人们，别再对自己加妄加猜测，生怕自己同他们争夺权位，从而进行窥伺、打击，无所不用其极。

诗中的鲜明对照，充分揭示了诗人的光明磊落的胸襟：一方面给恶浊的禄蠹以鞭策和调侃，一方面表明自己的崇高淡泊的志趣，既包含着不屑一顾之情，也显示了决不向恶浊势力妥协的铮铮风骨。

这首诗最主要的成就，是脉络细密，层层开拓，运用美妙多方的手法，互为呼应而又各得其所地抒发了变幻起伏的感情波澜，塑造了睥睨世俗的自我形象。早在宋代，诗论家葛立方就已看到义山的这一特色。他说：“论义山诗，以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胃。”(《韵语阳秋》唯其密致，才显得“包蕴”，才显得以“一”含“多”，用之不竭。当然，为求“密致”，首先须求诗篇的脉络通畅，亦即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个形象画面中的各个侧面臻于和谐的要求。唯其通畅，自然就善于生发和过渡，得举重若轻之势，不窘不迫，不滞不枯。在寥寥的五十六字中，作者围绕着感情主峰安排了若干侧面，运用了许多相得益彰而又各异其趣的写作手法，层层回旋，层层扣紧。既写了城楼之高，也写了城楼之远。既寄情于悲剧的历史人物，用以自况，也凝照现实中的诗人自我，尽情抒怀。既坚持当前的用世之志，也不忘平素的隐逸之心。既歌颂凤凰的高洁，也鞭挞猫头鹰的可鄙、可笑和可耻。

从横剖面说，这诗有庄严和丑恶的对比，有同遭不幸的古今文人的互为衬映，有当前抱负和最后归宿的凝而为一。

从纵剖面说，首先是突兀雄伟地展开诗人凌空远眺的感受，为下文忧愤之情的抒发蓄势。接着，借古人的坎坷托喻自己的忧愤。直到第三联，章法一变，醒豁、明朗的诗句，显然成为大书特书之笔，把诗人的自我描绘推向高峰。而结尾则又是一变再变，短短一瞬之间，从前面六句的正面抒写，陡转为对反面现象的尖锐讽刺，并在讽刺中隐含着嘻笑怒骂的情调。杜甫论诗，有所谓“波澜独老成”之语。波澜老成说明从感情体验的变化到笔法的变化，得控纵自如、无懈可击之乐。李商隐的七律技法，深得老杜精髓，因而他的“包蕴密致”，表现为善于从纵横多方中选取不同的角度，保持此呼彼应的和谐总体，以铺写千汇万状之势。这结果，就把诗人的忧时愤世的复杂感情引向高处，凝成一点：既是独立在安定城楼上诗人的形象之高，也是渗透了和象征着远大襟抱而睥睨世俗的诗人豪情的百尺城楼之高。

高，表现了传统文人的进取理想，也表现了他们对悲剧超越的心灵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