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学·[宋]文同》原文与赏析

[宋]文同

已叨名第虽堪放，未到根源岂敢休！

文字一床灯一盏，只应前世是深仇。

封建时代的莘莘学子，青灯积学，白首穷经，为的就是学优则仕。一朝金榜挂名，步入官场，有的人便摔掉当初的敲门砖。可也有不少人，功成名就，依然笔耕不辍，不断探研宇宙人生的各种学问。文同就是其中一个。他三十三岁中进士，曾任集贤校理，后知陵州、洋州、湖州等。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以绘画成就最高，尤以画竹著名，自成一格，时人称为“文湖州派”。苏轼和他是表兄弟，绘画方面曾得文同指点，自称“东坡亦是湖州派”。苏轼在诗文中一再对他这位表兄赞扬备至，足见文同在当时名声影响之大。但文同并没有以此自满，依然不断上下求索，探根寻源，几至废寝忘食，终生乐此不疲。这首《夜学》，选自《丹渊集》，盖中年以后所作，是他坚定不移治学精神的写照。

“已叨名第虽堪放，未到根源岂敢休!”意谓我虽然愧受名第，本可以狂放一下，但学无止境，我还没有探寻到学问的根源，怎么能就此罢休了呢!一“放”一“休”，既展现出一个正直学者淡泊宁静的超脱与顽强执着的追求，又深蕴哲理，阐明了名实之间的关系。庄子在《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可他又不主张人们去探求究竟。文同却能“以有涯随无涯”，这正是诗人可贵之处。做学问是吃苦的事，旁证博引，横求纵览，才能探本穷源而立一家之言。韩愈曾精辟地说过：“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后来朱熹也说过看书做学问的切身体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若求其速成，或迫于势利，不是空话就是假话，那怎么能探得其根源呢!

炫耀的名第与扎实的根本，也就是名与实的问题。这是一对矛盾。固然如苏轼所言：“世间唯名实不可欺”。(《答毛谤书》)可世间毕竟还有不少名成而功未必到，甚至捞名、混名、盗名欺世的人。文同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却轻浮名而重实在，这正是文同的难能可贵之处。

诗人是怎样探寻根源的呢?“文字一床灯一盏，只应前世是深仇。”这两句诗，作了很好的回答。第三句仿佛一幅意境古朴简寥的图画，形象地展现出作者深夜秉烛夜读的情景。末句以恨写爱，直如元杂剧中男女极亲昵而互称“冤家”一样，尤令人回味发谑。

诗人是多才多艺的，他探根寻源的方面涉及到文艺各个领域。这种探索，不只是从书本里找答案，还常常在生活实践中，广泛地追究它们之间的通感关系。以画竹为例，文同提出“胸有成竹”的理论，绘画必须熟悉所要描绘对象的内部规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在写到文同画竹时，“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作者本身的精神、思想、感情与描绘对象融化为一，在这一最高的精神境界之下，作品才具有清新的风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三首之一》)。试想，如不探寻物理根源，或一探辄止，能有如此成就么?以书法而论。文同尝说：“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跋文与可论草书后》)。他不仅学古人书法，还留心领会大自然中各种事物之间情趣通感的奥秘，悟到了“功夫在字外”的道理，从而使书艺大为长进。试想，如不纵横探索根源，能从中得到启迪么?

文同很重视道德修养，《宋史》称之“以学名世，操韵高洁”。文彦博守成都时也极赞赏他说：“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他不论是做朝官还是地方官，都敢议时政，以廉明著称，故为时人所重，后人所钦。正因为他有如此情操，所以才能淡于名利而崇于实学。人们都喜爱他的书画，多于喜爱他的诗文，以至引起东坡慨叹：“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

苏轼在《跋文与可墨竹》一文中，记叙了文同提出的“病态创作说”，他说：“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借文艺创作遣发思想感情，说明文艺创作同文艺家主观思想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说明创作同“道”的矛盾。那么，在《夜学》中，文字一床，昏灯一盏，等闲名第，攀登书山，不也正是这种病态与矛盾的体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