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蒲松龄
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龙象;
小人杀君子,诛灭如反掌。
朝谮夕已族,并不疑虚罔。
英主或旋悟,忠魂徒梦想。
临淮与汾阳,大勋垂天壤;
媢忌犹中伤,频频陷法网。
几何首领绝,不似仙芝枉?
按理说,功与罪,君子与小人,本来是截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却常常混淆,甚至互相颠倒。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种反功为罪、忠佞易位的现象,简直层出不穷。作者阅读《新唐书》之后写下的这首《读史》,便是针对封建社会的这一丑恶现象,在慨叹正不压邪的同时,极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仕途黑暗和险恶,提醒人们:即使在功垂天壤、平步青云的时候,也必须谨防小人的陷害和暗算。
诗歌的前八句是理论阐述,后六句是列举的事实论据。作品一开始,诗人便高屋建瓴,鸟瞰整个封建社会,概括了一种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龙象;小人杀君子,诛灭如反掌。”作品所论述的重点是“小人杀君子”,但由于一开始就用正反对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因此,这不但使作品的重点在对比这中显得格外鲜明,而且起到了设疑启下的作用。人们不禁会想:为什么君子铲除小人会如此困难,而小人诛灭君子却如此易如反掌呢?
作品接下去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这就是“朝谮夕已族,并不疑虚罔”。“谮”,诬陷;“族”,灭族;“罔”,无。小人迫害君子时,早上罗织罪名,中伤诬陷,晚上就已经灭其九族,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们是否真有罪过。也就是说,小人既然决心要对君子加以迫害,就会横加罪名,并不需要顾及事实真相和道义良心,所以心狠手毒,毫无顾忌,迅速而利落地实施他们的阴谋。回答了这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因为君子的作法正好与此相反。
但是,诗人明白,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君子也好,小人也好,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还与“英主”息息相关。所以,作品接下去写道:“英主或旋悟,忠魂徒梦想。”“英主”,英明的君主,即皇帝。当君子被害之后,那些有见识的皇帝有时会忽然发觉杀错了,但为时已晚,君子的忠魂再也无法回归人间。换句话说,小人的得势,君子的遭难——一句话,正不压邪的悲剧,实际上都是由皇帝的昏庸造成的,“英主”并不英明。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诗人观史的目光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还未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中,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都要搞平衡、均权益,有时甚至坐山观虎斗。因此,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险恶,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由于皇帝的糊涂昏庸所致,而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但尽管如此,诗人能够在揭示功罪颠倒、忠佞易位现象的同时,指出它与最高统治者的必然联系,这就够了,因为这对在宦海中正道而行的人们毕竟可以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使他们便加留心坦途上的陷阱,碧波中的暗礁。
作品的后六句列举历史事实,为作品前面的理论阐述提供事实论据。“临淮”是李光弼,“汾阳”是郭子仪,均以封地之名代称。他们都是平定安史之乱的赫赫功臣,但多次受到宦官鱼朝恩等人的忌恨和诬陷,屡夺兵权,险遭治罪;“仙芝”,即高仙芝,唐代大将,在小勃律反唐和安史之乱中,他战功卓著,却被监军宦官边令诚诬陷处斩,当是时,军中士兵深为不平,呼“枉”之声响彻云天。象高仙芝这样功高而屈死的人,历史上又何止他一个呢?所以诗人感叹道:“几何首领绝(多少脑袋落地),不似仙芝枉?”结句由点推面,从个别到一般,既照应了开头,又令人深思和回味。
这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作品由概述历史现象,进而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最后列举一系列事实作论据,表现出类似论说文的论证特征。作品的语言明确、果决、锋利,毫不拖泥带水,也显示出类似理论性文章的语言特色。诗人的感情强烈、深沉,但被抑制在论说的理性框架之内,只作为论说的深层内涵存在,这又有助于将论述的客观性与倾向的鲜明性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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