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行路难·[南朝] 鲍照》原文与赏析

[南朝] 鲍照

人非草木岂无情，踟蹰蹀躞不敢言。

本诗写作者久压心头的一段既无法摆脱又不敢倾吐的痛苦。诗歌起首用奇特的譬喻：“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险句破空，突兀而来。人生的命运，就像造化倾倒在地上的水，各各随地形位置向东西南北四方流淌。水的流向随形势而定，无力自主。人的命运，也是由客观异己的力量所左右。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时代、环境，种种直接或间接、偶然或必然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人的命运。所以鲍照的这个比喻，形象贴切，发人深省。这个譬喻典出于《世说新语》：有人问刘尹，为什么自然造化“无心禀受”而创造的人类，偏是坏人多而好人少。刘尹回答：“泻水著地，正自倾泄流漫，略无方圆者。”此喻被鲍照借用在这里，十分贴切自然。

诗人在形象的比喻之后，紧接着便以议论点破，道出题旨，以理自宽自勉：“人生各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既然客观上早已规定好了各人的命运，那么怎能整天走也叹息、坐也发愁呢?在厄运面前，光是叹息发愁是无济于事的，反而徒增烦恼。这是诗人勉为达观，以求解脱。当一个人看到不幸是不可避免的时候，那么这个不幸也就不再成为不幸了。

诗歌的前四句，都是诗人从理智上自劝自解。但人的感情，有时单凭理性并不能完全解脱。所以诗人又进一步借酒以浇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人生一醉万事休”，酒原是忧愁中的好友。但是铭心刻骨的哀痛，是酒也浇不去的。所以诗人在举杯的同时，禁不住唱起了“行路难”的歌。“行路难”是乐府古题，据郭茂倩《古乐府解题》上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诗人显然想在这忧怨悲伤的古歌中，倾吐出抑郁于胸中的哀痛忧愤。但是酒和歌显然没能排遣这股强烈而缠人的痛苦。诗人的心灵在苦苦地挣扎与搏斗，终于不能不怨愤地叹息：“人非草木岂无情，踟踌蹀躞不敢言。”人不是无知觉的草木，感情怎能承受得了非人的折磨摧残而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诗人多想倾吐出一腔的忧愤啊，但环顾四周，他又犹豫了起来，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不敢言”，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诗人呢?诗中没说，但我们从诗人既怨又愤却又强自忍住的神态中，不难推测，那一定是一股强大的恐怖势力。有哀痛却竟连说都不能说，这真是哀上加哀，痛上加痛。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恰似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倾诉身世最凄楚处突然截止，当心一拨，“此时无声胜有声”。“不敢言”却胜似千言万语更动人心魄。所以沈德潜读到这里不禁批道：“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古诗源》)

回顾全诗，开头突兀而起，奔涌而出，正如古人所评：“起手无端而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若移在中间，犹是恒调。”(引自沈德潜《古诗源》)，中间似扬而抑，扬中有抑，抑中寓扬，结尾转为愤郁哽咽之声。可谓一波三折，吞吐有致。

全诗表现了一位怀才不遇之士遭际不测却又敢怒不敢言、怨愤不平的心态。诗的前半首，作者对命运的看法及其达观态度含有一定的哲理。命运是必然与偶然、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当厄运不可避免地降临时，我们决不能“行叹复坐愁”。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说：“运道往往在不幸的地方开着一扇门，让坏事有个补救。”鲍照只是想从“宿命论”中得到消极的解脱，那最终仍然会成为命运的俘虏。我们则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让不幸成为幸运的踏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