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张养浩
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箇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
这是一篇叹世之作。叹世 纵酒、隐逸,是元代散曲中习见的题材。元蒙异族入主中原所导致的文人沉沦感、幻灭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政治、对传统、对历史往往采取一种虚无、冷漠、嘲弄、否定的态度,而对老庄、陶潜、魏晋名士之放浪超脱,则推崇到了极点。这是时代变迁所形成的离异意识在散曲创作中的反映,特殊民族心态构成的文艺思潮,几乎笼罩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身居高位的张养浩、一生潦倒的乔吉,似乎都在作品中表现着共同的情趣与主题。
这首《双调·沉醉东风》以仕途艰难坎坷、后果惨痛作反衬,来突出功名意懒、隐逸散淡的主要倾向。作者一连举了古代六位仕进之士的遭遇:班超投笔从戎,战功显赫,却久在绝域,飘泊零落玉门关之外,乡思重重;楚国的屈原上下求索,娴于辞令,追求美政,最后反而“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李斯辅佐赢政统一全国,建立秦王朝,位至丞相,但在宫廷风波中遭杀身灭族之祸,以至于临刑前有“黄犬之悲”,他希望再象年轻时牵着黄犬出门打猎,逍遥生活,已经来不及了;陆机身为亡吴大臣,却积极追求功名,最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中被害,临死前哀叹自己不能再听到家乡华亭的鹤唳之声了,但悔恨已莫及;张柬之,位至御史宰相,功名得意,最后却被排挤贬斥,愤恨而死;才气横溢的苏轼,处在新旧两派的党争之中,多次遭到贬谪、流放,一生未能实现其宏大抱负。作者在《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叹世》中也重申了这一思想:“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乾休了丞相”,连举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为例,说明宦海浮沉的险恶、积极仕进的惨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因为这样,所以才心灰意懒、无意功名。如果更切实一点,则是官场险恶的恐惧感,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这才是无心功名的直接原因。
张养浩在散曲中列出的历史人物:班超、屈原、李斯、陆机、张柬之、苏轼、伍子胥、项羽,并非是对这些人物作历史评价,只是从其共同的结局中体悟人生选择。位居显要、高官厚禄之时,居然能想到这些,如果不是乐极生悲、否泰交互,不是秉性如此、钟情山水,那么,只能是时代潮流、文人心态、政治环境所导致的潜在影响。在元代散曲作家中,有沦落民间而歌唱隐逸、咒诅官场的,这可能是“本色”,也可能是心理异化;也有身居要职而高奏隐逸之歌的,这可以作文艺思潮笼罩制约的解释。张养浩却有别于以上两种人,仕途顺利却想到结局可怕,位居上层却主动激流勇退,隐归山林。这一特殊的人生轨迹使我们感受到诗人的心态演变,其“真”、其“率”,颇能使人信服,毫无矫饰做作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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