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原文与翻译、赏析
关东有义士①,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②,乃心在咸阳③。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④。淮南弟称号⑤,刻玺于北方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注释】 ①关东: 指函谷关以东各州郡。②盟津: 即古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曾在这里与八百诸侯会盟。③乃心: 其心,他们的心。咸阳:原为秦国的都城,在今陕西咸阳东,这里借指董卓挟持汉献帝所迁的都城长安。④嗣还(xuan旋):其后不久。⑤淮南弟:指袁绍堂弟袁术,他于建安二年(197)在淮南(今安徽寿县)自称帝号。⑥刻玺(xi洗):指袁绍私刻玉玺,立刘虞为帝。玺:皇帝的印。
【诗大意】 关东各州郡的义军,兴兵讨伐董卓一群凶残的党羽、原本期望会师盟津,志在直捣董卓所控制的长安。然而,诸军会合,兵力不能统一,互相徘徊犹豫,列阵观望不前。彼此争权夺势,不久就自相残杀起来。袁术在淮南寿春自称帝号,袁绍在北方私刻玉玺,谋立幽州牧刘虞来做皇帝。连年战乱,铁甲里都生了虮虱,百姓大批死亡。白骨暴露在荒野上,千里之内听不见鸡鸣。百姓们百人之中只剩下一个活着,想起这些就要痛裂肝肠!
【赏析】 《蒿里行》大约作于建安二年袁术称帝至建安五年曹操击败袁绍之际。所谓“蒿里”,古人认为是人死后魂魄所归之处。《蒿里行》是古代用于殡丧的挽歌,属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这首《蒿里行》则是他作为一位反对董卓乱政、军阀混战的政治家对时世动荡不安、百姓死亡惨重的同情和哀挽。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一些令文中也时有流露,如建安七年《军谯令》讲:“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蒿里行》所抒写的内容与此完全一致。
此诗前面十句写凉州豪强军阀董卓篡权乱政后,全国动荡不安、急剧恶化的政治形势。“关东”四句,交待了初平元年(190)春,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路义军,兴兵勤王,讨伐董卓“群凶”,当初兴兵的目的是勤王护国,复兴汉室。诗一开始即标举关东诸军为“义士”,直斥董卓一伙为“群凶”,突出“义士”与“群凶”的对立,正气凛然地表明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政治倾向。起笔高屋建瓴,爱憎分明。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至京,凶暴残杀,致使“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诗中斥其为“群凶”,堪称史家之明断。作者以“会盟津”的现实纪实与武王伐纣的历史典故巧妙结合,暗示出讨伐董卓犹如武王伐纣,实为正义之举。而“初期”,“乃心”,只是表达作者主观意愿的一种虚拟之词,预伏了后面生变的危机,这正是一种欲抑先扬的写法。“军合”六句,笔势陡转,揭露讨逆义军各怀异志,自相撕杀,使整个中原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史载袁绍畏惧董卓兵强,持疑不进,而其它“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大失所望,“窃为诸君恥之。”(《三国志·魏书 · 武帝纪》)“军合”二句诗写踌躇雁行,列阵观望,军力不能统一,就是指的这一史实。“势利”二句,写关东诸军都想借兼并别人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演出了自相火并的闹剧。据史书记载,当时刘岱杀死桥瑁,袁绍胁迫韩馥让出冀州,把冀州牧抢在手中,并联合刘表对付与己不和的袁术、公孙瓒。所谓兴义兵、讨逆董的勤王之举,就如此滑稽地流产了。诗中所写的一“争”、一“戕”,对军阀的野心做了尖锐讽刺,可谓诛心之笔! “淮南”二句,只是一种客观叙述文字,从表面似乎看不出作者的褒贬态度,然而,这两句上承“势利”二句的一“争”、一“戕”,就使这两句客观叙述文字蕴涵着作者的一种冷眼旁观的蔑视和鄙夷,可以说是以冷蔑之笔鞭挞了所谓义军“盟主”的袁绍及其兄弟袁术割据称帝的野心:袁术想自己做皇帝,袁绍想扶植一个傀儡皇帝,号令天下。他们跟董卓堪称一丘之貉!诗人在这里鲜明地表示了反对割据分裂的政治立场。这部分重在叙述时事,从汉末社会大动乱的角度,摄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概括,以讨逆始,以自戕终,活画出一幕历史丑剧,将论断与褒贬寓于叙事之中,艺术容量极其深厚。作者叙写时事,真实、严谨,将诗家的纪事感怀与史家的秉笔褒贬结合起来,显示着作者政治家的见解和风度,气魄宏伟,笔力雄健,与《诗经》二雅政治讽刺诗的抨击时政、慷慨激切的精神一脉相承。
“铠甲”六句,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军阀割据混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表达了对民众苦难的伤悼。“铠甲生虮虱”的细节描写,既写出农民被征从戍,不得休息,又暗示出战争连年不断,是造成“万姓以死亡”的原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细节描写,正面描述百姓流离死亡的灾难,为“生民百遗一”的概括叙述,提供了一幅生民涂炭、惨不忍睹的画面,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为军阀混战的罪恶提供了异常真实的“罪证”。经过“铠甲”、“白骨”这一番形象的描述和铺垫,最后逼出了诗人“念之断人肠”的伤悼之辞,不可遏止地抒发了作者强烈的哀挽与悲愤的激情。这六句写得质朴真实,形象生动,感人肺腑,与《诗经》风诗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颇为接近。
总之,《蒿里行》是一首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艺术传统,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作品,现实性极强,前人称它是“汉末实录”(钟惺《古诗归》)是很恰当的。此诗前半基本以“赋”的方式叙述,诗句概括、简朴,但形象性稍差,后半白描勾勒,形象感人,乐府情味较浓。全诗慷慨雄劲,悲壮苍凉,很富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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