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古勃·我们是被囚的动物》中外哲理诗赏析

《索洛古勃·我们是被囚的动物》中外哲理诗赏析

我们是被囚的动物，

会用各腔各调叫唤。

凡是门，都不供出入，

打开门吗?我们岂敢。



若是说心还忠于传说，

我们就吠，以吠叫自慰。

若是说动物园污臭龌龊，

我们久已不闻其臭味。

只要长期反复，心就能习惯，

我们一齐无聊地唱着“咕咕”。

动物园里没有个性，只有平凡，

我们早已不把自由思慕。



我们是被囚的动物，

会用各腔各调叫唤。

凡是门，都不供出入，

打开门吗?我们岂敢。



《我们是被囚的动物》写于1905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夕。那是封建农奴制度面临彻底崩溃前最后一个黑暗时期不安的午夜，面临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激进的革命作家高唱着《海燕之歌》投身于沸腾的群众运动，而消极的，依然沉浸于世纪末精神黑暗中的象征主义诗人们却以近乎病态的悲观绝望的心态向现实发泄着愤恨、不满与愁怅。索洛古勃首当其冲，以一曲“我们是被囚的动物……”向沙皇专制制度发出了阴郁的嘲讽与讥笑。

索洛古勃，人称“恶魔诗人”，他素以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和魏尔伦为楷模，在艺术上追求怪诞、朦胧、离奇而又曲折、含蓄的艺术效果。在哲学上则师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生活意志论”，认为人生充满痛苦，理性只是神秘不可知的意志的外壳和工具。因此，他常常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去挖掘隐藏在世俗生活背后的邪恶，甚至进入梦幻的世界，以超验的现实寄托灵魂的悲哀。他的诗作从而每每具有惊世骇俗之举，名诗《我们是被囚的动物》就以令人震惊的比拟活画出了现实的丑恶与可怕。

在俄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曾将臭气熏天的“监狱”似的“第六病室”暗示为沙皇俄国社会的缩影，让善于思索、头脑清醒、具有深刻批判能力的人横遭被迫关进疯人病室的厄运，令人惊愕、恐惧，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索洛古勃更上层楼，竟将正常的人比作被关押的动物园内失去行动自由的动物，实在是更为可悲。诗中，诗人仿佛故意显出一副冷漠的面孔，用平平淡淡的口吻叙说了失去自我、丧失人性的“动物园”人类的境遇：“我们”只会用各种腔调叫唤，并以吠叫进行自我安慰;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能力，也不敢打开;对于污臭龌龊的动物园，失去自由的“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久已不闻其臭味”了;作为牢笼中的困兽，“我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一种叫声，没有了个性，只有平凡中的无聊;天性崇尚自由的“我们”，安分守己地驻守牢狱，“早已不把自由思慕……”寥寥几笔，诗人以单调的线条勾画出一幕可怕的失去自由、个性的人身陷囹圄，沦为动物园动物的悲剧。

无独有偶，当时沙皇政府出版检查官员的居住地就是动物园巷，人们讥讽他们是“动物园检查官”。知道了这一内情，就不难理解，诗人所谓的动物园，无疑是黑暗社会生活的写照了，因而作品包含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然而，诗歌本身并未囿于俄国现实生活，它所表现出的人作为被囚动物的畸形心理，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意味。因为读过这首诗，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几十年之后的几位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例如：美国表现主义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毛猿》 (1922)这个剧本中，让主人公扬克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企图倒退回过去，最后投奔动物园关在铁笼中的大猩猩，去寻找人类的归属;荒诞派戏剧家阿尔比在独幕剧《动物园的故事》 (1959)里，将剧中人杰利作为荒诞意识的代表，在长期孑然一身、孤独寂寞的生活中，让他经常光顾动物园，为的是“更深入地了解人和动物园共同生存的方式”;而在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 (1944)中，作家则让脆弱的女主人公劳拉在不会说话的玻璃动物身上寻找慰藉，把“玻璃动物园”当成唯一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论作品的主题如何，这些“动物园”情节难道仅仅是出于作家题材爱好的一种巧合吗?不，其实，它们都富有共同的象征意义，那就是喻示西方现代人类一种被异化的生存状态：荒诞的世界中，处境尴尬的人们失去了自由、个性和自我，人生充满苦难，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出路，犹如笼中的鸟兽。为此，有人将此称为“动物园心理”。这是恰如其份的，这正是现代西方广泛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是被囚的动物》不仅以荒诞的内容，冷峻、讽刺的韵调揭露批判了现实的黑暗、恐怖，而且揭示出漫延于20世纪的现代荒诞、变态的社会心理，这在现代派文学中可谓具有先导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