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曹植
仆夫早严驾, 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 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 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 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 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 甘心赴国忧。
曹植不但是一位才华卓越的文学家,而且具有相当宏伟的政治抱负,渴望建立一番功业。当时三国鼎立,曹魏统治着北方,南方则有吴、蜀两国。曹植迫切要求从军杀敌,为统一事业作出贡献。这种心情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杂诗》第五首“仆夫早严驾”篇中。
曹植在青年时期即富有政治抱负,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文学创作。在《与杨德祖书》中,他认为辞赋创作是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并明白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强烈愿望。曹操死后,曹丕继位。由于曹操生前曾一度拟立曹植为太子,危害了曹丕的地位,所以曹丕对曹植备加疑忌压制,屡徙封地,严加防范。曹丕死,子曹睿继位,仍然疑忌压制曹植。在这段时期内,曹植经常处在迁徙无常、悒郁寡欢的境遇中,但仍然执着地企求奋身杀敌,报国立功。《杂诗》“仆夫”篇就是一个明证。
“仆夫”篇作于曹丕统治年间还是曹睿统治年间,难以肯定;就其内容看,与作于魏明帝曹睿太和二年(228)的《求自试表》息息相通,似作于此年的可能性更大。这年秋天,吴将陆逊率军攻击魏扬州牧曹休,魏败,死亡颇多。曹植面对这一紧张形势,写了要求参军的《求自试表》(见《三国志·陈思王传》),同时用诗歌形式写下《杂诗》“仆夫”篇,是很可能的。不过,曹植在文帝黄初四年(223)所作的《责躬诗》,其中也有“甘赴江湘,奋戈吴越”的话。这年魏、吴间也有战争,因此这诗作于黄初四年也是有可能的。太和二年,曹植为雍丘王(黄初四年,曹植先为鄄城王,后徙封雍丘王)。雍丘在今河南杞县。“仆夫”篇大约是在他朝京师(洛阳)后将还雍丘时写的。诗中“将骋万里涂”,是说从洛阳南征吴国路途遥远。“东路安足由”是表明自己志在灭吴,不愿由东路从洛阳返回雍丘。长江和淮泗,是南征必经之地;“多悲风”,“驰急流”,形容路上川流险阻。“惜哉无方舟”,是慨叹自己没有权力,不能率舟师渡江杀敌。
《杂诗》第六首“飞观百余尺”篇,与“仆夫”篇不一定是同时之作,但同样表现了曹植杀敌报国的意愿。诗有云:“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其豪情壮志,与“仆夫”篇末二句“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完全一致。不过“飞观”篇说“拊剑西南望”,其对象指蜀国,则又与“仆夫”篇有些不同。
《求自试表》是献给魏明帝看的,《三国志·陈思王传》说:“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它是曹植散文中的一篇名作,充分表现了曹植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和抱负不能实现的愤怨。文有云: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
指出了当前魏国的大敌是吴蜀两国,与“仆夫”篇的“吴国为我仇”句、“飞观”篇的“拊剑西南望”句可以参照。表文又云: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充分表现了奋身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飞观篇”的“甘心思丧元”句可以参照。他希望“统偏舟之任”,“骋舟”南征;实际不能实现,所以“仆夫”篇要慨叹“惜哉无方舟”了。当时率魏军与吴作战的,颇有魏的宗室,如曹真、曹仁、曹休等都是,曹植希望“统偏舟之任”南征,还是有一定的现实背景的。表文又云:
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表示不愿闲散度日,可与“仆夫”篇“困居非吾志”句、“飞观”篇“小人媮自闲”句互相参照。总之,《求自试表》与《杂诗》“仆夫”、“飞观”两篇,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但《求自试表》篇幅长,表述较“仆夫”两篇远为具体充沛,取以对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这两篇诗的思想内容。《求自试表》见录于《三国志》,被选入萧统《文选》,它语言华赡生动,感情真挚热烈,是一篇文学性很强的散文,值得重视。
“仆夫”篇全诗共十二句。前六句用问答方式表明自己不愿东归封国,而要远征吴国。中间四句说道途险阻,惋惜自己不被朝廷任用,不能率舟师南渡。末两句点明了渴求报国立功不愿虚度岁月的壮志。全诗语言明白自然,风格俊爽豪健。明代王世贞说:“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艺苑卮言》卷三)胡应麟也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诗薮》内编卷二)王、胡两人都指出《杂诗》六首风格酷肖《古诗十九首》,这意见是中肯的。《杂诗》前三首写游子思妇,题材也与《古诗十九首》相通;后三首(“南国”、“仆夫”、“飞观”)题材与《十九首》不同,但风格仍然接近。《杂诗》六首与《十九首》的共同特色是语言明白自然,风格清新刚健,都蒙受了汉代民歌的深刻影响。
《文心雕龙·明诗》在论述曹丕、曹植、王粲、徐干等作家的诗歌时,指出它们的共同特色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确,情怀慷慨,意气骏爽,直抒胸臆,语言明朗自然,不求纤密,是三曹、七子一类作者共同的创作风貌,后人亦称之为建安风骨。这一特色,在曹植《杂诗》“仆夫”篇中表现得也相当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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