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私道,启一门”
“塞私道,启一门”是商鞅治秦的一项经济政策。所谓塞私道,即限制老百姓除农战外一切求利谋生的渠道。所谓启一门,是要老百姓专门从事务农和参战。战国后期,秦国面临列国争雄,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胜敌,必须动员全国力量投入农战,商鞅的“开塞”政策就是为农战服务的。
商鞅认为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多种多样,如果都能获得满足,对求利谋生的途径不加限制,走邪门歪道的人就会多起来,所以要杜绝百姓私自寻找谋生求欲的道路。但是,他又认为,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民之性是“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换言之,对老百姓来说,活着要算计怎样才能获利,死后则考虑怎样才能留名,这就是人的天性。他又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所以说,名利在哪里,百姓就会追到那里。因此,完全杜绝堵塞百姓的欲望和求利的道路也是不可能的,还必须留下一条后路让百姓有路可走,所以在“塞私道”的同时,又主张“启一门”。这就是他所讲的:“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的道理。
既然要开一门,使百姓的欲望得到满足,究竟开的是哪一门?利和名从哪里取得呢?商鞅指的就是农耕和战功。他认为:“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利出自农耕,名出于战功。利出自农耕,百姓就会尽力务农;名出自战功,百姓就会效死作战。也就是他所说的:“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他进而指出,对内使百姓尽力务农,农业就不会荒废;对外使百姓拼死作战,就会战胜敌人。能战胜敌人而农业又不荒废,富强的功业就可以稳得了。
依照商鞅的逻辑,“塞私道,启一门”还有其他许多好处。他认为,叫老百姓专心务农,还可以培养人民的纯朴的素质,百姓纯朴,可以易于治理,易于役使,诚实而能守土攻战。这显然是出于愚民政策的考虑。
商鞅利用“塞私道,启一门”的经济政策作为驱使人们进行农战的手段,使秦国的兼并战争能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他的使农业服从战争的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塞私道,启一门”的政策,对农业本身发展也形成了严重的局限。商鞅力图限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以防止它们同农业争夺劳动力;但是,不断对外战争却会成为同农业生产争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成为消耗社会财富的最大的负担。其结局造成了“兴兵而伐则国家穷,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农与战都难以兼顾之势。更不用说社会经济是个大系统,国民经济之间有着互补互助作用,如果堵塞农战以外的其他谋生之路,使人民除农战外“无所于食”,人民的需求,既得不到满足,国家的繁荣富强也是不可能达到。所以从商鞅的农战论引伸出来的农商本末关系论,继而提倡“事本禁末”、“塞私道,启多门”等等政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正确的结论必须是:“开私道,启一门”,让老百姓在各行各业中,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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