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士人的空疏愚陋与中国文化的衰落

八股士人的空疏愚陋与中国文化的衰落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持续稳定时期最长的朝代，以八股科举为中心的儒家教育对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算是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然而这一文化教育带给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却是灾难性的恶果。在明朝以前，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还不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十三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们的旅行记里，对中国经济文化之发达还赞不绝口;但是，正是从明朝开始，中华民族落伍了。十六世纪末来华的又一个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已经确认，中国落后于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蒙古侵略的大破坏，大倒退中恢复过来;而利玛窦看到的中国社会，已在明朝统治下，“长治久安”了两百年)。中华民族的落伍，其重要的原因，不能不归咎于严酷的封建专制及其以八股科举为核心的教育。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五百年间，是世界文明由彼此隔绝走向融汇联系、发生质变性突飞猛进的关键时代，而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却俯首于专制高压，埋头于八股时文，他们的全部眼界和知识不出程朱注疏与对偶联语，他们的全部生活经历不出书斋到考场的范围。清初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说：八股文所带来的灾难，比秦始皇焚书带来的灾难还重，它所败坏的人才，比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坑的儒生多得多，岂止是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坑儒于咸阳，只消灭了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极小部分;而八股之害，则从整体上败坏了五六百年间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在八股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实施，知识分子们几乎已谈不上有什么“知识”了。

唐宋时的考试用诗赋论策，还不局限于经书，诗赋策论，虽然是雕虫小技，但如果不是博览群书，通知古今，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还做不出来。而到明、清八股经义规定不得牵涉经典以外的任何书籍，议论中也不得引证史事，联系现实，以至读书人所学不出几部经书。再进一步，由于八股文章限制太多，太严，要做好实在太难，它并不虽需要多少知识和见解，只需要练就在那许多条条框框中做游戏的“手艺”，于是“程墨”之类的怪物便成了明清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主宰了士人的头脑，规定了教育的内容。

所谓“程墨”，产生于八股文定型后不久。明弘治年间(1488—1505)、开始有人选编、批注一些乡、会试取中的八股考卷，作为范文，供读书人学习揣摩。这种类乎科举指南的文章选本，早在北宋就已产生，即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中所说的“策括”、“贴括”、“论括”之类。北宋科举考试出题范围还相对较广、文体也比较自由松动，科场文章的选本对于士子还只能起参考作用，不能取代其他书籍，而八股程墨就不同了。八股文出题仅限于《四书》，注疏仅限于程朱，而文章格式规矩又极严格死板，士人读《四书》并不能兼知八股文体，而八股选本则本身囊括了《四书》的内容，因此，程墨这种博取功名的利器很快就风靡天下，并且又分离出“房稿”、“行卷”、“社稿”等不同支系。叫“程墨”即指科举考试主考及录取的士子的文章，“房稿”是十人房进士之作，“行卷”是举人之作，“社稿”是诸生会试的文章选本。一科考试下来，房稿刻板出版的有数百部，主要出于苏杭，然后由中原北方的商贾流通到北方。天下之人只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以此作为唯一的学问，读这种东西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而其他书通通废弃一旁(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教育内容极度地贫乏和空疏。到明代后期，此类八股选本已大有取代《四书》、《五经》之势(更不必说其它书了)明朝丘濬就说，当时的考上进士的人中竟有名列首榜却不知道史书的名目，朝代的先后、字书的偏旁部首的查法的。(《大学衍义》卷九)清初文学家宋琬自述其早年在私塾读书时的一桩见闻：一位老甲榜(进士)“岸然而来”，问宋琬读何书，琬答“《史记》”;进士问：“何人所作?”琬答：“太史公司马迁。”进士问：“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宋琬目瞪口呆，说：“西汉太史，非进士也!”进士略翻《史记》数页，弃之曰：“亦不见佳，读之何益!”昂然而出(王世祯《香祖笔记》)。此等进士之愚陋顽固固然是极例，但八股科举士人的整体质量的确这是这种类型的。不少八股迷出身的庸劣者取得功名、掌握文柄，又大量录取庸劣之士，形成恶性循环，甚至有考官终身读八股选本和朱熹注疏，却还没有读懂。乾隆年间，江南乡试，考生名册上登记相貌特征，如微有胡须者就登“微须”。考官胡希吕读朱注四书中有“微：无也”之说，遂认定“微”只作“无”解，所以，凡登记“微须”的有胡须生员，一律视为冒名顶替者，不准入场。常熟生员沈廷辉有“微须”，见状忙跑到剃头铺去剃去胡须，再入场时，不料友人已代他将“微须”改成“有须”，又遭考官胡希吕怒斥为冒名，将他逐出场外;另一“微须”生员亦被阻，愤而声辩，胡希吕大怒，斥他不读朱注，考生笑道：《论语》中有“孔子微服而过宋”，难道是脱得赤条精光过宋国吗?问得胡希吕张口结舌。

清乾隆年间考试中增加试贴诗，诗题取自经、史、事、集范围，对举子文史知识的结构要求自然大大提高，但时至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的环境局势已远非唐宋时可比，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已开始叩动中国大门，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怎样精熟于传统文史，也已无法应付这一斩新的世界，何况即使到这个时候，八股文化仍然阻碍着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史的掌握。由于考试中首场八股文仍然重于试帖诗，八股文长期形成的优势不仅未动摇，试帖诗本身倒受到那种陈腐章句的笼罩而八股化了，因此，士人空疏无识的状况并未改观。同治十二年(1873年)，顺天乡试第十九名举人徐景春在对策中不知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公羊传》为何书，竟将“公羊”二字拆开，考官也未发现，榜发后才被复查人员圈出，舆论哗然(薛福成《庸庵笔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力主废八股、废科举，其重要的理由也是八股科举导致士人的卑陋无知、败坏人才。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载清初徐大椿一首《道情》，对八股文人的空疏愚陋作了穷形尽象的刻画：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样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