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自然而招杀身的嵇康

任自然而招杀身的嵇康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两晋时期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竹林七贤”之一，是玄学家中反对儒家礼法教育，主张自然主义教育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也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

嵇康的基本教育主张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即放弃儒家的礼法名分而依从人的自然本性进行教育。嵇康认为人性是“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的，因此对人来说不应进行什么教育。他说：“作为人的自然之性来说，不强迫则意愿就容易满足，不逼勒则志向也易于形成和被人接受。在原始洪荒的远古时期，那时候人们都处于天真纯朴的自然状态，上面既没有君主管束，下面也没有老百姓的争夺和竞争。万事万物都处在自然自得，顺理成章，不受伤害的状态。人们吃饱了就睡，饿了就找吃的，悠然自得地拍拍肚子，甚至并不知道这就是最理想的时代”。这就是说，原始社会的自然生活是值得羡慕的，人顺其自然就是最理想的教育。

由此，他认为儒家的礼乐教化从各方面对人加以限制和干涉，对人开奔竞争利之途，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说：“到了后世的所谓文明教化，真正完美的人性不存在了，真理也被埋葬了，于是就有人创造出文章，制定出规矩，把人与万物、人与人区别开来，分成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地位，并造出仁义一类的品德来企图拴住人们的心思，制定各种等级名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广泛地进行教育，让人们学习那些规矩和名分，由此便产生了六经典籍和百家之学。使人们由此而争名夺利，从而使人的本性丧失殆尽”。这就是说，离开了自然的至德之世，社会上产生了文化教育，分成了高低等级，规定了道德，从人的内部加以限制;又规定了名分上下，加以外面的压抑。设官分禄，趋利求荣，读经书受教育就是为了不劳而获，以此为荣利之途，这不是人的本性。总之，他认为，儒家的礼法教育是以压抑和牵制人性为主，而人的本性是以顺其自然为宜的，因此，得自然，全人性，就必须摆脱儒家礼法的教育。

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司马氏以虚伪的礼法为装饰篡夺曹魏政权而发的，有否定非正统的意思，但他不知道，没有超阶级的抽象人性，人性的本质是阶级性，所以，当他想任自然而超脱纷争的时候，残酷的政治斗争却主动找到他门上来了。在司马氏与曹魏两个集团的斗争中，尽管他想保持中立，竭力做到使人不见其“喜愠之色”，却仍然同司马氏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首先是与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发生矛盾，本来钟会对嵇康很是倾慕的，因为钟会依附司马昭，嵇康就十分瞧不起他。钟会前来拜访，他自己打铁不止，理也不理他，钟会临走时，他挖苦钟会是做司马昭的奸细而来的，便问他：“你是听见什么风声而来的?又看见了什么东西才回去的?”钟会被蹊落，心里很是不自在，便意味深长，阴阳怪气地说：“我当然是听见了我所听见的东西而来的，也当然是看见了我要看见的东西而回去的。”由此两人结下怨恨。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是他以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心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触怒了司马昭本人。山涛(巨源)在依附了司马氏后，做了吏部尚书，这在当时是主管人材选拔的官。山涛在任期快满时，准备推举嵇康自代。嵇康便写了一封信同山涛绝交，其中说到自己经常对汤、武提出非难，又瞧不起周、孔之类的圣人，这等于是直接批评司马氏，因此，他这封信传出来后，大将军司马昭听说了后非常愤怒，于是非把嵇康处死不可了。

嵇康与东平人吕安吕巽兄弟有交往。吕巽淫安妻余氏，却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被囚，在狱中引嵇康作证。嵇康“奋不负义、明保其事”，而吕安也是一个有济世志力的烈性男子，钟会便劝司马昭趁机把他们杀了，于是将嵇康下狱治罪，与吕安同时处死。理由即是嵇康自由放任，上不做天子的臣民，下不为王侯服务，轻视时务，不满现实，不为物用，对现实既没有用处，又会伤风败俗等。

嵇康在当时学界非常有名望，听到他将被行刑东市的时候，有三千太学生到刑场上去拜他为师。司马昭当然不会答应。就在刽子手杀害他之前，他还顾视日影，弹了一曲《广陵散》，含蓄地控诉了司马氏对正直士人的迫害，抒发了诗人本想逃避现实斗争而终于不可得的孤愤心情。教育史上一颗企图使教育免遭专横政治的蛮横干涉，幻想着在专制制度下实现自由主义教育理想的教育思想家就这样陨落了，年仅三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