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革”挑战的“二月抗争”

向“文革”挑战的“二月抗争”

1967年1月19日，在军委扩大会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就军队是否要保持稳定这一问题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展开激烈的争论。2月11日、16日，在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他们相继激愤地发言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谭震林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会议的斗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斥骂江青，认为“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林彪在信上作了批示，于19日将信送给毛泽东。同时，在2月16日的碰头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向江青汇报，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本来军委领导同志这些义正词严的激烈批评，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但毛泽东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面之词后，对这些老同志很不满意。因为军委领导反政治局的部分委员所进行的抗争，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显然同毛泽东的意愿相悖。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政治局部分委员开会，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错误的、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责令他们作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强加“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给这些老同志，并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由此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的局面。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制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