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的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的错误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发展了党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产生“左”的情绪，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湘南特委代表强令部队分兵攻打湘南，造成了“三月失败”，致使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随后，湖南代表硬拉红军去攻打郴州，又招致“八月失败”，致使红军损失一半，各县相继失陷。1930年，国际国内出现了有利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国民党军阀混战，消弱了中外反动派的力量，减轻了对革命根据地压力。这时，党内“左”倾情绪又重新滋长起来。1930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李立三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举行总罢工，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使中心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和群众被逮捕屠杀。仅上海一地地下党员就由两千人减少到六百人;红七军由六千人减到两千人，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到三千人;并丧失了洪湖、左江等革命根据地。这时，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以直接实现了王明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使左倾机会主义第三次统治了党中央。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断送了“九一八”后出现的有利形势，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敌人的破坏;党的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损失严重，被迫由洪湖根据地转入湘鄂川黔边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三次左倾错误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是：他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因此制订了一系列企图超越民主革命的左倾政策，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启迪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他们都片面夸大革命形势，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因而造成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启迪我们，在当今世界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他们都坚持“城市中心论”，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几乎将革命毁于一旦。这启迪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都会导致革命的失败。这启迪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防止犯右的错误也要防止犯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