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多事之秋”

委内瑞拉的“多事之秋”

委内瑞拉是拉美比较富裕和稳定的国家，1976年以来积累的石油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1990年至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3%、8.5%和9%，雄居拉美之首。但是1992年2月和11月却连续爆发两次未遂军事政变，死数百人，伤数千人。政变前后，国内发生了一系列要求佩雷斯总统辞职的群众运动，其声势之大，是委内瑞拉历史上鲜见的。

第1次军事政变发生在2月4日，为首者是以查维斯中校为代表的一批校级军官;11月27日的政变，则是以格鲁韦尔少将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第1次政变时，民众支持率高达34%;第2次政变时，竟有73%的委内瑞拉人认为佩雷斯总统应当下台。如果算上1989年2月佩雷斯总统上台不久发生的死亡人数在300名左右的民众骚乱，委内瑞拉纷乱不堪的社会与政治状况，同它素来享有的美称“南美洲民主橱窗”，不啻是天壤之别。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首先，政府以急进的方式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骤降，怨声载道，从而招致了社会动荡。委内瑞拉人民的基本需求，多年来一直靠政府的补贴来维持。水电费、汽油费等，收费很低。大部分企业又是国营企业，产品由国家补贴。但由于世界市场原油价格下降，委内瑞拉的人均石油收入从1980年的2，600美元降到1990年的600美元。佩雷斯总统上台伊始就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将委币玻利瓦尔贬值160%，并放开价格，削减公共开支，取消补贴，增加税收。这一切对于冲破依赖石油的集权式经济体制，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许是必不可免的，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佩雷斯总统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过激过猛，对于习惯于基本需求依靠国家补贴的人们来说，这种变化过于突然。尽管政府在理顺宏观经济方面是有成效的，但宏观经济复苏带来的好处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反而是购买力下降，引起对佩雷斯总统的怨恨。佩雷斯总统在1974—1979年第一次执政时，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理论的积极推行者，1989年2月上台后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放弃了原来的民众主义理论转回新自由主义，甚至还提出了全部石油私有化的主张。

其次，政府惩治腐败不力，引起人民极端不满。委内瑞拉多年来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这两大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比较清廉，得到人民信任。但第二代领导人上台后，这一品质逐渐丧失。80年代，两大政党高层中间盛行腐败之风，利用权力和各种渠道巧取豪夺，疯狂地积聚个人财富。坎平斯政府(1979—1983)和卢辛奇政府(1983—1988)任内，贪污案件屡屡发生，甚至连卢辛奇本人也卷了进去。佩雷斯总统的儿子及亲信因涉嫌丑闻到国外避风。委内瑞拉人民对两党领导人产生了不信任情绪，客观上为军人发动政变铺平了道路。

第三，政府对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冲击，严重估计不足。佩雷斯的改革政策对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冲击，十分猛烈。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社会补偿措施，如向低薪家庭的学生发放牛奶、食品、日用品和衣物等。但这些措施不足以减缓经济改革冲击带来的压力。一方面取消了国家原来提供的大部分补贴，一方面又是物价上涨(1990—1992年平均通胀率在30%以上)、失业增加(1990—1992年城市人口的失业率在10%以上)。城市人口的实际工资只有1978年的49.8%。1990年普查的1，780万人口中，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下降了12%，贫困阶层上升到70%。军人大多出身于中下阶层，他们对中下阶层生活水平的下降不可能无动于衷。军人政变领导人利用了这一不满情绪，一连发动了两次未遂政变。

委内瑞拉为打破依赖石油的旧经济体制，不得不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