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基隆煤矿的败落

台湾基隆煤矿的败落

洋务派湘淮系官僚沈葆桢和李鸿章差不多在同时向清政府奏请开办新式煤矿。可是为供应福州船政局用煤而由沈葆桢主持的基隆煤矿却首先投入生产。中国第一座近代煤矿是在台湾最先开发的。

基隆煤矿在1878年正式投入生产，1895年台湾沦陷为止，其间17年的经营状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878年到1884年，生产规模粗具，但进速度迟缓，在经营管理上与其他的官办事业一样，从一开始便暴露了腐败不堪。第二阶段自1884年始，法国侵略军骚扰台湾，给基隆煤矿带来了重大的破坏，生产停顿。战后，虽然勉强恢复，但长期处于破落的状态，而且在这一阶段中，官商之间经过几次转手，一度几乎被英国侵略者所侵夺。到了1892年终于在亏蚀中全部封闭。

官办基隆煤矿的常年经费来源于台湾道的批拨。1881年前，每年领银五、六万两，1882年后，增加到九万六千余两。当煤矿在1878年投入生产时，它具有日产三百吨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经费紊乱，实际上只能日产一百吨左右。这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矿山设备能力未曾得到发挥。

基隆煤矿在投入正式生产的最初几年，产量是逐渐上升的。1881年台湾道刘璈着手整顿，不甚得法，反使产量减低。从生产数量变化的幅度来看，它反映了上升的速度比较慢，而下降则颇为剧烈。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881年生产量达到最高的年度，其年产量(五万四千吨)仍远低于手工生产时期的最高采掘量(1872年手工采煤曾达七万五千吨)。因此，官办煤矿无法彻底排挤民窑的手工采掘。及至中法战争期中，煤矿遭受破坏，战后虽设法规复，但未见成效，反映在生产上数量锐减，呈现了苟延残喘的景象。

在这一阶段中，基隆煤矿的经营突出地表明了封建政府官办企业的低能和腐败。众所周知，生产和运输的协调对煤矿工业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台湾煤矿的主持人却从来不对这项事关企业发展前途的工作，给予认真的考虑和筹划。因此，基隆煤矿所生产的煤炭，要从八斗煤井运到基隆煤栈，在未建铁路交通之前，只能依靠水运。矿务局又拒绝使用汽船拖拽煤船运往基隆，宁愿承袭当地落后的运输方法，用旧式驳船借助风力行驶，其理由是防止洋商援例在台湾沿海行驶洋船。然而煤港相对于基隆的位置而言，恰好处于逆风地带，一年中约有半年时间因逆风阻挡，使驳船不能顺利航行，以致运输力量远远落后于生产的要求，严重地阻碍了煤矿生产能力的发挥。1879年，当煤炭的产量还只达到三万吨左右时，便已有三分之一的煤炭因无法外运而堆积在矿山的周围。当时从上海运来拆除的吴淞铁路的各种器村，原是准备为八斗到基隆间铺设铁路使用的，却长期因循迂延，未能成为事实。

官办煤矿的腐败，在这一时期中，还表现在煤炭销售的办法上。台湾矿务局不分析市场的实际情况，一味坚持高价政策，它所规定的煤价远远超过了当地私营煤户的售价。例如，1879年，矿务局规定官炭每百石的售价是二十一元，而私营煤窑所产的上等煤(其质量与官炭成色相当)每百石的售价仅在十五元至十八元之间，这就使官煤在市场销售上处于劣势。可是矿务局主持者拒不改变价格，也不急求销售。至于台湾以外的市场，也因煤价昂贵而相继丧失。承办台湾官煤的上海商人就因煤价高昂，销路迟滞，以致“人人折阅”。于是，曾经长期在上海销售的台湾煤炭，由于日本廉价煤的竞争，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市场大为缩小。尽管如此，台湾矿务局仍不考虑改善经营方法，宁可“坐视上等之煤渐化为次等，次等之煤再化为下等，下等之煤，一火之焚，不值一钱”，却拒绝降低价格，以夺回销路，结果是：存煤山积，成交稀少，企业则屡屡以亏折闻，实为官办企业一个十分奇特的怪现象。至于这一时期中，由于经营管理的紊乱，大小官员舞弊，更是普遍存在。台湾道刘璈在整顿台湾矿务局过程中指出：台湾矿务局官员借官方允许煤炭长期堆积可以降低质量等级，以及长途运输，允有一定量的折耗的规定而大肆舞弊。他指出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2月)，矿务局的报册情况是：“官炭既耗，总炭不加;总炭要耗，粉炭不加;而粉炭且转有失耗，究不知耗在何处?”又如“八斗以总数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余石起解，基隆只收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余石，十余里间少去三千三百余石”;“八斗以粉炭九千零一十石起解，基隆仅收粉炭三千四百三十石，竟少去五千一百八十石!基隆收发之时，又各有失耗，大概又去一成之谱。既减成色，复失斤重，一转移间，一月之内，耗至八千余石之多”。这些事例何其典型的揭露了官办企业的腐败!

1884年，法国侵略军进犯台湾，使基隆煤矿转向衰落。这一年八月，台湾当局在法国侵略军威胁下，拆移机器，炸毁煤井，“以绝敌人窥伺之心”。于是，经营将近十年的基隆煤矿遭到了彻底破坏。成为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发展史沉重的一页。

同一个基隆煤矿，由私营改为官办以后，年产量竟远低于私营手工业生产时期的采掘量，可见它的败落是不可避免的。台湾基隆煤矿的败落是清政府官办企业经营腐败一个典型。它的教训告诫人们：体制与人才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封建官营体制和低能腐败的高层管理不改变，官办企业是很难摆脱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