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俸给制的弊端

清代官员俸给制的弊端

清代官吏的俸给大致参照明代，制定俸银禄米制。中治年间规定，在京官员的俸禄，满汉人都一律按品级颁发俸银与禄米。一品官每年俸银180两，二品为155两，三品为130两，四品为105两，五品为80两，六品为60两，七品为45两，八品为40两。从一品到八品，正从品级俸银数额相等。正九品俸银为33两，从九品为31两5钱。与此同时，京官还按俸银的数额发放“禄米”。禄米一般是每一两银发米一斛。如一品官每年俸银为180两，其所得禄米为90石。七品官俸银为45两，禄米为22石5斗。外官的俸银与京官相同，但不发“禄米”。

清朝官吏的俸银禄米比明代优厚。但是，与历代封建俸禄制度相比，仍然是一种低俸给制度。一个封疆大吏，每年正式的俸银仅为184两、米90石。知县为七品官，俸银为45两。衙门佐杂吏员就更秒了。在一些地方官中，竟有“糊口无资”的说法。清朝没有恢复元代以前的职田制，官庄田只限于满族宗室、八旗及驻防官兵。文官一般不发给职田。官吏俸经的低下，虽然减少了国库的支出，但却形成了官员竟相贪脏枉法之风。各级官吏为了维持其奢侈的生活，往往藉其权势，贪污受贿，以为法外之利。尤其地方官员，其生活之需多取于附加征收物赋税，其贪得之风远胜京官。顺治年间，为解决在外官员按品支取俸银之外另加：蔬菜烛炭费、心红纸张费、案衣什物费、薪银费四项补助。雍正三年(1725年)又以汉官俸给低于满官，对在京各级汉官加俸。对于地方官员，则实行“耗羡”归公与“养廉”制度。

耗羡起于明代，是正税之外的加税。清代养廉制度，是将地方各级政权机构所征收的耗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地方公用;另一部分上交省布政使，作为支给地方官吏补贴。“养廉银”名义上不是正式的俸给，但实际上往往超过俸银很多倍。“养廉”制度首先在山西推行。后来，经雍正认可，正式在各地实行。雍正认为，养廉制是“通权达变之善策”，当时有的官员主张把耗羡充作军饷，雍正坚决反对。他指出：“本地羡余，只应作本地用度，若归公充饷，断无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顷，不肖官员竟有重征收之事矣”。

“耗羡”专作养廉之用，实质上是将原来地方官私征的一部分赋税经过正式的途径上交，变成一种补助或附加俸给。它改变了以前“上司各官无养廉之资”而接受“属员之馈送”的状况。这种做法曾经一度取得效果，使“吏治稍得澄清，阎闾减免扰累”。同时，官吏也较前安于职守。但是养廉制的实行，更加纵容了地方官更以各种名目征收苛捐杂税，使加收各种耗羡进一步合法化、扩大化，以从中获得更多的俸给。雍正以后，各级地方官员竟相增加耗羡，使人民增加负担，社会不堪其扰，外官也由此较京官收入优丰。当时有民称：“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般知府衙门尚且如此，其他部门官员的贪得之风可以想见。

清代官员的奉给制度，为今行政人员如何定级付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告诫人们，养廉是通权达变的善策，但是，政府官员俸给过低或养廉措施不当，也会使养廉的本意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