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与考证的失误

索隐与考证的失误

《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对它进行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其中也有过不少的失误与偏颇。索隐派与考证派就是两个例子。

索隐派生现于19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是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红楼梦》是影射真人真事的。王梦阮、沈瓶庵著有《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鹗妃而作”，写的是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品中的金陵十二钗是指明末清初的汉族名士。邓狂言著有《红楼梦释真》，认为《红楼梦》是写“明清兴亡”，内容主要是对顺治皇帝及其臣僚的指刺。还有徐柳泉、俞樾认为《红楼梦》是写“故相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钗是明珠之子纳兰成德的座上客高澹人、姜西渔等人，而《红楼梦》也为纳兰成德所作。

针对索隐派散布的种种迷雾，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对作者家业、时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证研究。他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曹家当时的影子。这样的结论，以其所据史料的切实和推导逻辑的合理而擅胜，从而开创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考证派，也即新红学派，相形之下，索隐派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偃旗息鼓了。

考证派对红楼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自叙传的说法又形成了极大的偏颇。它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小说创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内容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它将两者混同、叠合，用小说的故事情节甚至片言只语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补史料的空白，则又不能不陷入困境，走上了和索隐派同样穿凿附会的老路。

不难看出，索隐与考证两派的区别仅在于《红楼梦》究竟是写谁这点上，而两派的共同点则是，都认为《红楼梦》是对真人真事的描述。这种观点抹煞了艺术的典型概括和典型塑造，因而这不是对《红楼梦》的正确解释。这两派都将研究视线投在作品以外的现实世界，而不是作品本身。这两派并不大理会曹雪芹“十年辛苦”建造起来的艺术世界，正如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说，它们甚至还要拆除这个艺术世界，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瓦。这话实在是切中了索隐考证两派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