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徭役之害

隋朝的徭役之害

隋朝的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和他的继承者隋炀帝，是两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对于封建统一国家的再建，以及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比较重视水利建设，贯通了南北的大运河等，都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隋朝繁重的徭役和兵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使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又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隋文帝在封建史书中曾以节俭闻名。但他的节俭只是摆样子给人看的。他对衣服、食物等虽然作些节约的样子，但对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却很有兴趣。公元593年(开皇十三年)他令大臣杨素在岐州(陕西凤翔南)造仁寿宫。杨素迫使民夫平山填谷、营造宫殿，工程紧迫，逼死几万人。还把死人推到沟坑中，用土石盖上，筑为平地。宫修成后文帝要去看，正是热天，还有些死人堆在道上，杨素指使把他们全部烧掉。文帝最初不高兴，等进新宫游览后，却非常欢喜，称杨素为忠臣。公元598年，又从京师到仁寿宫设置行宫十二所。这些依靠徭役驱使人民建造的宫殿，撕破了隋文帝“节俭”的假面目。

隋炀帝一上台，就征发民工，大兴土木，为了便于对全国进行控制，公元605年(大业元年)，他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夫二百万人。规模浩大，工程严急，因劳役而死者十之四五。他还征发人民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运送奇材怪石、嘉木异草，营建宫殿和苑园。据当时人说，从江西运一根大木柱，一次要用二千人。车轮用木毂容易摩擦生火，改用铁毂，但走一二里，铁毂就磨坏了，另外有几百人带着铁毂随时更换，一天不过走二三十里。通计运一根木柱就要用几十万工，其余可想而知。又在洛阳西面筑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很多宫殿，还有方圆十余里的海，海中造三座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建台观殿阁，海北修一条“龙鳞渠”，迂回曲折，注入海内。沿渠建十六个院落，堂殿楼亭，极尽侈丽。通济渠修成后，两岸旁筑“御道”，种植柳树，从洛阳到江都，建离宫四十余座。公元605年，隋炀帝带领一、二十万人，乘船游江都。他乘坐的“龙船”，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用珍宝装饰得金碧辉煌。萧皇后和宫妃们乘的船也十分华丽。加上百官、和尚、道士等的大小船只，共有几千艘。船只前后相连，长达二百余里。沿途五百里内的居民，被迫献食，吃不完就掘坑埋掉。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不断到各地巡游，还征发大批民工修驰道，巡游所到之地以及许多准备去的地方，都修造了离宫。无止境的徭役需索，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为了躲避徭役，农民往往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为“福手”、“福足”。悲惨情景，可见一斑。

隋炀帝时期，还发动了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第一次在公元612年(大业八年)。陆军从涿郡出发，海军从东莱海口出发，两路分头向高丽进攻。隋军遇到高丽军民的勇猛抵抗，士兵不愿作战，士气低沉，大败而还。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发生在公元613和614年，这两次隋军也都遭到了失败。三次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比大兴土木还要深重。公元611年，为了准备这场战争，征发工匠在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在水里不分日夜地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十人中有三、四人死去。河南、淮南和江西的老百姓，被差派修造兵车五万辆，送到河北高阳。江、淮以南的人民，被强迫自带船只，把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送到涿郡。山东的农民，被征调用牛车向边镇送米。由于路途遥远，一去就不得回来。牛车征完了，又征人力小车，二人共推一车，载米只有三石，运不到目的地，米就吃光了。频繁的征发，使几十万民夫、士兵经常在路上来来往往，昼夜不息，途中病死的，尸体相枕藉，“臭秽盈路”，十分凄惨。劳动力征走了，农村中“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封建时代，人民除纳税与当兵之外，还有服徭役，徭役可说是封建财政中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服役的性质等于纳税;不过纳税，或以实物缴纳。或以金钱缴纳，而服徭役则以劳务形式缴纳，所以也叫劳役税。此项劳役税，负担苛重，而且偏于平民，有失公平，在封建政府发征无限的条件下，对生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