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8年冬到1930年，他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在这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1930年初，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内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过高地估计了有利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使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滋长。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支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其主要错误是：第一，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的条件。第二，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增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把主张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批评为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第三，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发动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第四，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因而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

在上述错误认识下，李立三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他命令各地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桂林、宜昌等大中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想造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局面。同时，又命令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天津、北平、唐山、青岛、哈尔滨、香港、抚顺、大连等十几个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立即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给共产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了严重损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视点，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央的统治。

“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表明，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导致政治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和建设受到挫折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