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民歌运动

大跃进民歌运动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四川成都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注意搜集点民歌”。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在全国展开。

这次群众文艺运动的开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当时，提出了“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放文艺卫星”的口号。各地纷纷召开动员大会，唯恐规模不大。有的省市则直接提出“每县要出一个郭沫若”、“每公社要出一个王老九”、“每村要出一个李有材”的口号，大搞诗歌乡、诗歌村，男女老幼一齐上阵。据统计：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内蒙古自治区就搜集和创作民歌313万首。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河北省昌黎县就创作新民歌150万首。到处搞赛诗会，摆赛诗擂台。村镇、车间、商店、学校、连队都纷纷出版或编印新诗集。以四川省为例，据141个县市的统计，到十月份就出版或编印新民歌小册子3732种，仅古蔺县就印有600多种。

在这次群众运动中，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年幼的儿童，都要限时限量完成创作的高指标，有些偏远的乡村，方圆几里找不到一个写信人。为了完成高指标，村民们不得不四处奔走、求亲告友。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运动群众。

由于主观主义的盛行，直接影响了新民歌的内容。象“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脚下地球当球玩、大洋海水能喝干”、“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等，均属于浮夸、廉价浪漫主义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

大跃进民歌运动严重地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心愿，破坏了艺术生产的基本规律。它是大跃进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大跃进运动“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蔓延和传播。大跃进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而新民歌运动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