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的“直”与公孙弘的“曲”

汲黯的“直”与公孙弘的“曲”

汉代风流人物以武帝朝最盛，汲黯与公孙弘就是其中重要的两位。二人同朝事主，一个刚正不阿、犯颜直谏，一个曲学阿世，奉迎取容，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汲黯在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先为谒者，之后拜为中大夫，但由于多次强谏，不得久居朝廷之中，出任东海太守，因治绩卓著又被召回朝中任主爵都尉，相当于九卿。汲黯为人倨傲少礼，不能容人之过，不论对君主还是掌权大臣，都敢于强谏面折。武帝当时大肆兴做，又广招文学儒者，汲黯当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气得武帝大怒，“变色而罢朝，”公卿们都为汲黯害怕，有人责备他，汲黯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于错误吗!况且我已处在这个官位上，若想保身，可给朝廷带来耻辱又怎么办呢?”汲黯还多次在朝廷当着武帝和公卿们，责难武帝的重臣公孙弘和张汤，说公孙弘“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说张汤“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遭到公孙弘与张汤的痛恨，二人想借故把他杀掉，就建议武帝将汲黯派往宗室权贵多、难于治理的右内史。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早已看出汲黯的忠心正直，他曾感叹汲黯是可与君主国家共存亡的“社稷之臣。”但汲黯不论时间、地点，不留情面的犯颜强谏，使武帝多次愤怒不快，武帝对其是敬而不悦、惮而不亲。汲黯终因太“憨直”而被赶出了朝廷。

公孙弘为官处事则与汲黯完全不同。公孙弘少为狱吏，四十多岁才开始学《春秋》杂说，武帝征贤良文学，公孙弘由地方推荐前往对策，临行，辕固生告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但公孙弘到朝廷以后恰恰反辕固生之诫而行之，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阿谀奉迎君主，打击陷害正直之士。每次朝会，公孙弘开陈其端，让君主自择，从不肯面折庭争。与汲黯一起奏事，总让汲黯先说，自己则察颜观色，惴摩皇帝的意图，然后再说自己的想法，经常取得武帝的赞许，因此而日益亲贵，曾与公卿们商议好事情，到皇帝面前就背弃前约，而顺从武帝的意旨，汲黯当即指斥他欺诈不忠，武帝问他，他狡诈地回答：“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公孙弘“外宽内深，”凡与之有隙者，表面对其友善，暗中一定报复。汲黯指责公孙弘身为御史大夫，俸多禄厚，但着布被，是矫情欺诈。武帝问公孙弘，弘回答说：“确实如此。在九卿中与我亲善者莫过汲黯，今日当面批评我，确中我的病根，身为三公而用布被，与小吏无异，是饰诈钓名。如果没有汲黯的忠忱，陛下怎么会听到这些话。”公孙弘表面宽宏谦让，使武帝更加尊重他，但暗中却算计汲黯，使之离开朝廷，徙往右内史，企图借宗室权贵之手将其杀掉。汲黯常指斥公孙弘，遭其算计尚在情理之中，但经学大师董仲舒对公孙弘并无触犯，只是认为他阿谀奉迎，也遭到他的暗算。

公孙弘与汲黯二人为官处事的曲直善恶，当时天下人均看得清楚，淮南王刘安谋反时就惮畏汲黯而不在乎公孙弘，认为汲黯“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而对付公孙弘则如揭去蒙覆和振欲落之物一样容易。但是，公孙弘由于善于曲己奉迎，甚得武帝的欢心，对其亲而近之;汲黯由于犯颜直谏，不能取悦人主，武帝对其敬而远之，平时(非朝会)接见大臣，武帝可以不冠即见公孙弘，但必冠方肯见汲黯。最终，公孙弘拜相封侯，而汲黯被赶出朝廷，病死外郡。公孙弘的“曲”固然不足取，但汲黯的“直”也有不足之处，用武帝的话说：“甚矣，汲黯之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