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绝大部分流失海外

敦煌变文绝大部分流失海外

变文是我国占代最重要的曲艺形式之一，产生于唐代。它最早是作为寺院中盛行的“俗讲”的底本或记录而出现的。唐朝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战乱的影响，佛教活动十分盛行，信徒很多。起初，寺院里只是面对僧人或以对僧人的态度宣教，这就产生了所谓“僧讲”。这种讲经方式是根据经文进行讲解，虽也阐释敷衍，但深奥枯燥，难以为一般信徒和听众接受。于是便间生了“俗讲”。“俗讲”是寺院僧人以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散韵结合的方式，又说又唱地宣讲佛教故事。为了弥补说唱的不足，还悬挂与此相关的图画，这叫“变相”，故讲唱的内容叫“变文”。由于俗讲在弘扬佛法中通俗易懂，充满乐趣，因此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

不过在以后的发展中，变文的内容便不再局限在佛教义理和讲说因缘当中，而是逐渐吸收新的内容，这不仅表现在以世俗的生活和情感来解释佛教方面，而且表现在直接讲述一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生活上。而在表演上，也吸收了一些民间固有的喜闻乐见的曲调和方式。那些变文的演唱者也不完全是僧人了，在民间也出现了专门演唱变文的艺人，另外，演唱的场地，也由原来的寺院，扩大到世俗民间场所”。这样，变文就逐步淡化甚至脱离了它的宗教属性，而转变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即使就变文的形成来说，变文也不完全脱胎于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家宣教活动，因为无论是变文的内容还是演唱形式，都与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具有血缘关系。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变文来看，确实有不少是讲佛经故事的，但是也有甚至更多的是讲中国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故事的。而变文所采用的说表形式，也是同我国战国时荀子的《成相篇》、汉代的杂赋、乐府歌谣等一脉相联。正是由于我们固有的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的民间文化内容和形式，经过唐代社会和寺院讲经活动的催化，才形成变文这种成熟的曲艺艺术。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我们今天所发现的敦煌写卷中，那些被称为“变文”的卷子，其实应该包含更为多样的民间文学品种。至少可以分出变文、讲经文、图像、词文、诗话、话本，赋几种。当然，这种观点目前还有待深入研究以求得更充分的证据。

但是，今天我们普遍承认，变文的产生是我国曲艺说唱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对变文全面深入的研究，将特别有助于我们认清曲艺发展的源流和未来的走向，而它自身也包容着丰富的古代民间文化内容，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方面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同时，变文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自宋代以后，俗文学艺术开始占据我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地位，但是我们却对这些文学艺术的形成来源知之甚少。例如，宋代的说话、杂剧、元代的杂剧、明清的传奇、小说以及清代的花部与雅部之争，我们其实都可以从变文中找到它们的萌芽和最初的痕迹。只是由于宋真宗时曾明令禁止僧人演唱变文，才使得这一重要的曲艺形式湮没无闻了。直到1899年，才在敦煌石窟中偶然被发现，才使得这一珍贵的文学艺术遗产得以重见天日。而一当发现了这批变文，就不仅使我国文学艺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也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研究走向新阶段。但是令人扼腕的是，这笔异常珍贵的遗产却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盗入海外。且都是珍品。等到我国的学者发现时，已经只留下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残羹剩饭了。这种结局的造成，一方面来自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疯狂的欺压和掠夺，同时也是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昏瞆造成的。至今这批珍贵的文物绝大部分仍分散在英、法、日和原苏联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只是由于我国几代学者励精图治，不惮艰辛，历五六十年的时间，才逐步地将这批变文搜集、影印到一部分，并结集刊布，公诸于世，近年来，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一些对外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英国和原苏联准备将其收藏的敦煌卷子(包括变文)与我国合作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件幸事，所谓亡羊补牢吧!但是那批曾显示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生活和情感，并给后世以巨大影响的艺术珍品，毕竟是流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