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杰云集与国危无辅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自幼才名卓著,十四岁时,因董卓之乱流落到长安。当时贵重朝廷的一代经师兼文学家蔡邕听到王粲来访,竟忙乱得倒穿鞋子外出迎接,而出现在满堂王公贵族面前的王粲仅是一位年幼体弱的单薄少年,无人不为之惊愕。蔡邕却盛赞王粲才能,自愧不如,要将家藏书藉文章尽数奉赠给他,一时间,王粲名震京师。公元192年,王粲十六岁,朝廷任命他为贡门侍郎,但他不愿与倒行逆施的董卓等人同朝共事,况且长安城中笼罩着一片恐怖和杀机,于是拒绝朝廷的征辟,与族史王凯及士孙萌结伴投奔荆州牧刘表。
刘表因有好士之名,当时,关西、充、豫等地的志士文人投奔他的有千数之众。但他空负有汲引后进之誉,目光短浅,犹疑多忌,因而集结荆州的有识之士不能施展抱负;韩嵩进谏被囚,邓义被迫称病退隐,张羡因遭非礼而走上反叛道路,刘备虽得礼遇,但被闲置不用。王粲与刘表同乡,刘表又是王粲祖父王畅的门生,而且王粲又有蔡邕的奖掖与朝廷的征辟在前,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刘表狭窄的心胸,竟嫌其身材弱小、其貌不扬而不肯重用。以致王粲淹滞荆州十五年,郁郁不得志,由于贤才离心,“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荆楚终于在孙吴与曹魏争雄的夹缝中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公元208年,刘表病卒,九月,曹操大军压境,刘表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荆州最后由其子刘琮拱手交出。和刘表截然相反的是,曹操不仅把被刘表压抑闲置的人才全部委以重任,而且视为知交。王粲先被任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拜侍中。对此,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回报曹操,不仅为魏国兴造典章制度,而且随曹操四处征战,最后病卒于征吴途中。
董卓之乱以后,刘表可谓既占天时,又得地利。他身为皇室宗亲,荆州又未遭战乱,因此,海内英才多避乱于此,他本可趁机大干一番事业。但他既无识人之慧眼,又无容人雅量,因而失却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和。以致形成俊杰云集而国危无辅的畸型局面,最终导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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