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避讳毁人才
古人在书写或言谈时,遇到君主、圣人、尊长的名字,一律要改用同音或同义字代替,或用原字而必须省缺笔划。南朝的范晔,父名“泰”。范晔撰写《后汉书·郭泰传》时就得改为“郭太”。北宋的苏轼,祖父名“序”。苏轼写序时就改“序”为“叙”或“引”。唐朝诗人李贺穷愁潦倒的一生,就是由躲避家讳引发的。元和五年(810),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由于成绩优异,被推选为“应进士举”。不料嫉妒他的人便扬言其父名“晋肃”。而“晋”与“进”同音。为避“家讳”,应取消考试资。韩愈打抱不平,特意写了《讳辨》为之辨护,但仍未能破除世俗的偏见。李贺终于被近放弃了应试的机会。嫉妒者得逞了李贺怀着怨愤回到了家乡。仅过六年,便郁郁寡欢而死。作为一般表敬意义的称谓,有“公讳”和“家讳”,似乎无关大局。然而作为普遍意义的禁忌,则大有被心怀诡秘者利用的可能。唐朝的习俗,极其看重家讳。任何一个应试者,如遇到题目中有尊长的名讳时,只得借故退出考场。这其中,谁能料到会有多少人才从此便一蹶不振,甚或中途夭折了呢?封建伦常不仅以“忠”“孝”制人,而且还以“公讳”“家讳”毁人,真可谓无孔不入了。据传,李贺死前曾有一梦,说天上的红衣人请他到天上去写文章;死后其母亦有一梦,知其子已成神仙中人,甚乐。这一颇富浪漫主义成份的传说,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一生求之未得的机会,终于在天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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