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抱病求学问

高士其抱病求学问

高士其是伟大的科普作家。曾担任过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及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病逝。

高士其4岁的时候，祖父就教他识字。祖父拿出《千字文》等儿童启蒙书，把着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教他。由于高士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以后逐渐养成了一丝不苟的良好作风。

1918年，高士其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3岁的高士其，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跋涉1000多公里，来到北京。这千里之行，使高士其看到了旧中国的现实：贫穷、落后、多灾、多难……高士其心里想：赶快到美国学会新科学，用新科学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一进学校，高士其便天天处于紧张的学习之中。1925年，高士其终于毕业了。毕业时，高士其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他最喜欢化学，抱着“化学救国”的愿望，被保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

高士其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成绩超卓，于1926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四年学习。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请为细菌学系试验室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高士其对于科学，富有献身精神。

他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他做了仔细的记录。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担心，同时又被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1928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开始研究脑炎病毒。一天，高士其在实验室打破了一只装有甲型脑炎病毒的瓶子，解剖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又不慎割破了手指。于是，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的身体。

一天晚上，高士基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眼睛不听使唤了。他以为是眼病，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便昏昏欲睡。他的左耳变得听不清声音，有点聋了，脖子有点发硬，转头也很困难，就连手也有点发抖，脚也不大灵便了。

他赶紧到校医院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他确实得了脑炎。他给高士其开了一张病情报告单，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然而，高士其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学习。

1930年，高士其终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读完全部医学博士课程，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

高士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母校清华园。老师和老同学看到高士其学成归国，都感到高兴。可是一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又都感到惋惜。有一位老同学劝高士其还是到美国养病为好，在国内那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是医不好病的。

但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祖国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时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医院找到一份工作。高士其看不惯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医生，看不惯“商店加衙门”式的医院，与之格格不入，便愤然辞职。高士其失业了。这时，曾在美国结为至交的李公朴伸出了热情的手。他邀高士其到家里休养，并请高士其翻译一些文章，编点儿童读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社”认识了艾思奇。艾思奇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高士其不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科学小品文作为他沟通人民与科学及与反动派斗争的武器。

尽管他身患重病，握笔困难，但仍决心拿起笔来战斗。应李公朴与艾思奇之约，他开始为《读书生活》写科学小品文，由《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到《虎烈拉》，高士其把政治、文学、科学熔于一炉，写出了别具一格的科学小品文。

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学小品集。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在科学文艺土地上，吃力地耕耘着，培育出鲜艳的花朵。

1937年8月，高士其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他终于来到日夜向往的延安。在延安，党的关怀温暖着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毛主席接见以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决心发奋工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解放了，高士其以更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从1949年到1965年中，共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以及两千多行诗。17年中，他著述了《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青年向科学进军”等十几本书。

1976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高士其同志全身瘫痪，讲话困难，行动不便，然而他却以超人的精力忙碌着，把全部生命献给了科普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