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爱民的吕坤

勤政爱民的吕坤

吕坤 (公元1536～1618年) 字叔简，号新吾，晚号抱独居士。明河南宁陵县人。他的伯父吕官，为贡生，父亲吕得胜，曾撰《小儿语》。他6岁始人乡塾就读，15岁开始读史书及哲学、伦理学方面的书籍，20岁入县学，世宗嘉靖四十年 (公1561年)考取河南乡试第三名。神宗万历二年 (公元1574年) 考中进士。初任山西襄垣、大同知县，后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 (负责本署的总务)、考功司郎中，万历十五年四月出任山东济南道右参政(掌管粮储、屯田、清军及水利)，后任山西按察司使 (掌一省之司法、监察)、陕西巡抚 (负责一省之民政)、山西巡抚，万历二十一年四月，调回京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地位略次于左副都御史)，第二年九月，升任刑部右侍郎 (行政副长官)，不久转为左侍郎。万历二十五年，上《忧危疏》，对于当时国内形势作了分析，直言不讳，切中时弊，疏入不报，遂称病乞休。居家20余年，肆力于著书讲学。卒于家。享年83岁。天启元年 (公元1621年)，熹宗追赠为刑部尚书。

吕坤生活在明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代，吏治腐败日甚一日。他从维护明王朝政权统治出发，竭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整顿吏治。他在《明职》里，对于吏员、仓官、巡检、驿递、税课司、司狱、库官、例贡、贡士、科甲、教官、弟子、州县佐贰、知州知县、同知通判推官、知府、盐运司、守巡道、提学道、按察司、布政司、地方武官、督抚的职责作了具体阐述，要求大小职官，“终日思其所行经，岁验其成效，称职乎，不称职乎，子夜点检，自慊自愧”。他要求官吏做到五不要： “休要错问一件事，休要屈打一个人，休要妄费一分财，休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 又规定地方政府公费招待标准： 两院、三司公私酒席，只是食果五碟，小菜五碟，素菜五碗，肉肴五碗，剥削果五碟，点掇肴五碟，汤饭三道，立饮攒盒阖席一具，其他粘果、糖果、花枝、箸签，一切不用。地方官员到任公宴标准： 只用鼓乐一次，以后不许再用。并且对本院出巡用费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四果四菜，腥素六肴，俱用土产，不许杀生。司、道、府官员外出巡察的伙食，供应标准与此同。对于经过本地区的官员招待的标准也作了明确规定。为了抑制官场上厚礼馈送之不正之风，他明确宣布： “今后有上司受下官馈送者，依律坐赃参究。”在《戒厚礼》中说： “礼节谁能往不还，还他须要一般般。送来只恐人家薄，答报方知自己难。意厚保劳多品物，情真岂在费银钱。斗酒登宴鸡絮絮，古人高处至今传。”

河南、河北、山东地多盐碱，吕刊根据当地农民治理与利用盐碱地的经验，主张对盐碱地进行治理、改造和利用。提出了“土各有宜，利在人兴”的著名论点。他认为： “沙薄者，一尺之下常湿，斥卤者，一尺之下不碱。可掘五尺，拽栽榆柳。山东之民，掘碱地一方，径尺深尺，换以好土，种以瓜瓠，往往收成。明年再换。沮濡以栽蒲苇箕柳，水地栽芰荷、养鹅鸭。此无地而有利者也。薄也可栽果木，可种苜蓿，虽不甚茂，犹胜于田。况果木行中，尚可种谷，此薄地而有常利者也。”他提倡栽树，起草《山东劝栽种语》告示。对当时农民中存在的六点看法进行了剖析，号召农民种树，他说： “十年之后，沙地碱地，如麻林一般。” 为了鼓励百姓栽植树木，他下令： “自万历十五年以后，栽种树木，永远百姓为业，任意砍伐，不许有司拦当。其原系无粮地土栽成树木者，永不起科。”在树木栽植上，他从经济效益着眼，提出： “柿梨桑枣之利更多，尤宜多栽。”

明代是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由南向北逐渐推广的历史时期。吕坤主张大力发展棉纺织业。提出在太原、榆次等县，由府掌印官出面选出木匠数十名，对省属各州县的木匠进行培训，让他们制造纺车、织布机出售给当地民户。并由政府出钱购买棉花1000斤，分给各家各户，每家一斤。让他们自行纺线，在10日内纺完线又细者，免收其花价作为奖励。10日之外纺完及线稍粗者，免收其花价一半。20日之上纺完、线又粗者，花价全收。一月之外仍纺不完者，罚花一斤。在棉花纺完成线之后，各县要及时组织民户织布。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求各县对纺线之家先行织布培训，专门学习织布，为期一年。这样，在一年时间内，就可以使1000户农家学会纺织，坚持下去，就会逐渐达到普及的目的。

吕坤还呼吁当局关心民众疾苦。注意对流亡的农民进行复业安置。制定复业执照，发给有待于政府安置的流民，提出限制借贷利息： “放债只许一年三分起利，过三年者，本利倍还。”致仕回到家乡后，先后两次上书给巡按，陈述赋税征收中的弊端，并就如何治理黄河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吕坤学识渊博，晚年肆力于讲学著述。留下的著作有《去伪斋文集》、《实政录》、《呻吟语》、《闺范》等20余种。在思想史研究中，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认为万物都是有气有形，气是运动的，一刻也不停息的。“天地万物只是一个渐，故能成，故能久。”在天人关系上，认为人类对自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相信人有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明确提出“人定胜天”的独到见解，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撰写的《呻吟语》 一书，为后人所重视，被视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他临终前遗嘱，死后 “不点主，不远谢，不动鼓吹，不设宴饮，风水阴阳僧道家言，一切不用。”

吕坤既是一位朝廷命官，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在为官之后，把“爱百姓”作为 “王政” 的首要任务，把振兴晋冀鲁豫的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坚持“民本”思想，在农业上，主张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因地种植，综合治理和利用盐碱地;在工商业上，提倡发展棉纺织业，沟通商贾，以裕财用;在税收上，主张平均赋税负担，革除税收弊端;在对待劳动者态度上，关心百姓痛痒，抚恤穷民;在积累与消费上，提倡开源节流，储粮备荒。他不仅提出这些主张和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施。所有这一切，在同时代人中是独树一帜的。在明代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像他这样有言有行的封建官吏也是为数不多的。